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為何無法和西漢一樣削藩成功？

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763年）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後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七國之亂則是發生在中國西漢景帝（前154年）時期的一次諸侯國叛亂，是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專制皇權之間矛盾的爆發，為後來漢武帝時代的雄風和多年戰爭打下了堅固的基礎。那麼，都是平定叛亂，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為何無法和西漢一樣削藩成功？

首先，唐朝直接控制的資源不夠克服河北地區的巨大離心力

從東漢開始，關東河南河北地區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已經明顯超越關中，雖然佔據關中的勢力仍然能多次以此為基地問鼎天下，但這種勝利通常是基於關東地區本身分裂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

如奠定了隋唐王朝的北周，是利用關東的北齊政權內部鬥爭激烈、政治混亂的機會，以小博大，透過一系列命懸一線的豪賭，滅亡了表面比自己強大許多的北齊，統一了北方，篡奪了北周的隋文帝楊堅又進一步滅亡了苟延殘喘的陳朝，數百年來第一次重新統一了南北。

根據隋文帝時期的人口資料，北齊經歷了一系列戰亂滅亡後，其舊境內的人口仍然有2000萬之多，遠超北周境內的900萬，甚至原北周境內的這些人口中，關中本部的人口也佔比不大。

隋朝巔峰的隋煬帝大業五年（609），此時關中地區的人口為56。3萬戶272萬人，那麼北周統一北方時關中的人口不會超過250萬。

這就存在一個問題：作為統治階層的關隴集團當然希望能堅持“關中本位”，但隨著關東和江南經濟不可逆的興起，政治中心的東移已是大勢所趨，以關中地區的體量，需要長久的統治人口數量、經濟體量、軍事潛力都遠遠超過關中的關東，就不得不借助各種手段壓制關東地區。

隋文帝楊堅蓄意摧毀了華北的中心城市鄴城和南朝的六朝古都建康，隋煬帝在修建大運河和遠征高句麗時不恤民力，一味蠻幹，也有透過故意瞎折騰削弱關東物力、民力的意圖在內。

隋煬帝在楊玄感叛亂後大量屠殺接受過楊玄感賑濟的關東饑民時曾經很直白地說：“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統治者嫌棄自己治理的屬民太多，在歷史上大約是很少見的奇觀。但考慮到關中和關東人口的懸殊對比，隋煬帝的這種殘暴卻有著一定的理性成分。

隋煬帝削弱北齊故地的努力，殘忍的以另一種方式取得了成功，隋煬帝修建大運河和遠征高句麗給關東地區尤其是河南河北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隨後隋末天下大亂，這裡也成為群雄混戰的主要戰場，關中地區和江南地區遭到的破壞相對小許多。

唐太宗末期，經歷了“貞觀之治”後，關東地區精華部分也是唐朝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兩道，登記戶數仍然分別只有隋朝巔峰時期的16％和11％，當然，唐朝前期戶籍政策較松，存在著嚴重的漏籍現象。

但是相較隋末人口下降比例最厲害的區域，恰恰是關東精華的河北河南兩地，已經足以說明隋煬帝的刻意折騰和隋末群雄混戰，對這兩個地方造成了多嚴重的破壞，唐朝建立後，對關東地區的壓制逐漸鬆動，但關隴集團仍然控制了唐朝大部分權力，關東尤其是河北一般士人的上升通道有限，如安祿山叛亂最積極的鼓動者嚴莊、高尚便是缺乏升遷渠道的寒門士人。

河北的這種巨大離心力，正是安祿山賴以起兵的原因之一，當然，整個河北地區與其說是鐵板一塊，不如說是自北向南各有不同，越往北越堅決反唐，越往南越親近唐廷。

安史之亂時，博陵（保定）以北的河北北部地區基本都是安祿山的鐵桿支持者，甚至在安史之亂叛軍最艱難的時刻都在負隅頑抗，個別試圖反正者的嘗試基本都以失敗告終。

河北中部地區則搖擺不定的居多，基本上是看唐軍和叛軍的戰況勝負改變立場。

河北南部地區很多方面更接近於河南，這裡的官民承平日久，普遍不希望進行長久的戰爭，內心深處也並不喜歡北邊那些飛揚跋扈的軍爺們，因此更傾向於支援李唐朝廷。

隨著唐軍擊敗史朝義，接近八年的戰亂終於結束，但唐和回紇的十幾萬大軍打了小半年，實際僅僅消滅了洛陽周邊的半光桿司令史朝義，燕國北邊范陽地區的李懷仙、南邊河內地區的薛嵩、西邊常山博陵一帶的張忠志（李寶臣），反而成了唐的平叛功臣，得以裂土封侯，即便是史朝義身邊的部隊，唐軍也沒能完全消滅，其殘部全部歸了叛軍悍將田承嗣。

田承嗣最終在莫州有條件投降，但莫州距離李懷仙控制下的幽州太近了，如果田承嗣與李懷仙聯合起來，其力量足以對抗長安朝廷能動員的機動部隊，隨時有可能再度南下威脅河南，唐最終決定，把魏州、博州等五個州劃分給他。

魏州、博州一帶雖然亦在河北，但距離幽州較遠，有利於唐分而治之，對於田承嗣而言，他接手的這支部隊來源駁雜，莫州又地域狹小，難以供養這支數萬人的驕兵悍將，能分配到魏州、博州等富庶許多的地盤，也有利於自己的發展。

就這樣，田承嗣部與唐達成了默契，得到了魏博等地，河北四鎮初步形成，為後來一百多年晚唐的藩鎮割據奠定了基礎。

表面上看，唐這次平叛也做的實在太粗糙了，可謂後患無窮，某種程度上說，這簡直是赤裸裸的鼓勵叛亂。

如果沒有這次綿延七年半、死亡上千萬人的安史之亂，張忠志、田承嗣、薛嵩和李懷仙這類邊鎮軍人，多半還在范陽、平盧前線，為了一個兵馬使之類的職位爭奪不休，終日在危險的邊境為唐賣命，怎麼可能像今天一樣修得正果，獲得巨大的財富和權力呢？

這豈不是在昭告天下，昭告所有手裡有兵的人，要想一夜暴富，要想博得更大的功名利祿，最好的辦法就是殺人放火受招安嗎？

果然，唐朝接下來幾十年的歷史，正是如此發展著，既然如此，許多人都會認為唐代宗與僕固懷恩犯下了很大的失誤，並對他們的智商或者道德水平產生質疑，甚至連《通鑑》也認為僕固懷恩讓河北四鎮分帥河北是“恐賊平寵衰”“自為黨援”。

這當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唐會落入藩鎮割據的局面，不是唐代宗或者僕固懷恩的某個決策導致的，而是唐嘗試了一切辦法後的無奈選擇。

唐之所以摧枯拉朽般蕩平了史朝義所部，主要是因為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等在河北有兵有地盤的軍閥都選擇了拋棄史朝義，因此唐事實上只需要對付河南的史朝義等部燕軍，甚至這些史思明帶著南下的燕軍，其殘餘力量在被田承嗣重新整合之後，也與唐達成和解。

而唐的底線是，只要這些軍閥名義上願意遵奉唐，不承認燕或者自己另立政權，那麼他們在之前戰爭中獲得的一切都可以得到合法追認，正因為如此，河北各地燕軍紛紛倒戈，史朝義殘存的直系部隊也在田承嗣領導下掛起了唐的旗幟，史朝義很快走投無路，被迫自殺。

但如果唐一定要消滅河北所有燕政權軍頭，將他們的地盤完全收回來呢？這些軍頭必然會聯合起來對抗唐軍，河北各地的燕軍加上河南各部燕軍殘餘總兵力也有十萬以上，唐不過十幾萬大軍，在反唐傳統深厚的燕國大本營河北客場作戰，一不小心就又會大敗，唐軍哪裡敢進行這種冒險呢？

安史之亂平定後的天下大勢是另外一種情況：依靠漕運的支撐，定都長安的唐朝中央政權仍然能在名義上號令全國，但華北大部與河南一部在安史之亂後卻透過藩鎮割據的形式實現了半獨立。

這對於雙方都未必是壞事：唐朝中央政權的體量遠超任何一個藩鎮，透過在各藩鎮間縱橫捭闔，也不用擔心出現一個能整合整個關東、體量超出自己的競爭者。

對關東尤其是華北的藩鎮來說，他們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獲得了較大的自主權，不需要負擔朝廷過分的財政攤派，雙方就這樣獲得了一個多世紀的動態平衡，關中地區也得以繼續保持政治中心的地位。

直到黃巢之亂對關中地區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同時瓦解了唐還能直接控制的江淮、江南等區域的秩序，徹底打破了關中朝廷和各地藩鎮中晚唐這一百多年來的微妙平衡。

其次，吐蕃崛起——關中的地緣形勢空前惡化

同樣是定都長安的王朝，在漢高祖劉邦與漢景帝劉啟削藩的時代，漢廷根據地關中可謂穩定的大本營。

按照混雜了定都關中的政權經常宣揚的“天命所歸”正統論，關中地區的優勢主要是兩點：“沃野千里”和“四塞之國”。

所謂沃野千里，主要是說位於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土地豐饒，有“八百里秦川”之稱，能養育大量人口，足以作為割據一方甚至問鼎天下的資本。上面已經說過，關中平原雖然豐饒，比起華北平原體量小了太多，所以越往後比起華北平原越是力量不足。而在地緣形勢上，唐朝的關中同樣比漢朝惡劣許多。

所謂“四塞之國”說的進出關中主要有四條道路，從現代人角度看，在四個方向上都有可以入侵的道路，需要依託關隘進行防守，簡直堪稱“四戰之地”，比起四川盆地這樣的地形來，防守難度大了許多，為何秦朝和西漢時代的關中有著明顯的地利呢？得具體看看這四個方向，瞭解下關中的地緣形勢。

正東方向是從關中通往河洛平原的道路，被稱為崤函道，戰國秦孝公時代，秦國在這裡設立了函谷關，其位置在隨後數百年多次發生改變，隨著黃河泥沙堆積，函谷關以北的河岸不斷抬高，函谷關的險要地勢遭到了極大削弱，最終關中政權把防禦東邊的關口向西遷移到了更貼近黃河的潼關。

除了潼關外，關中最大的弱點是位於今日山西西南的河東地區，同樣在這個方向，河東的勢力透過蒲坂、風陵渡等渡口很容易進入關中平原，對關中政權形成威脅。

春秋時期的晉國、戰國初期的魏國，都透過山西向關中滲透，把秦國壓制的苦不堪言，後世的李淵也從山西避開中原的混戰輕取關中作為基業根本。

關中政權要想在自守的基礎上，真正對關東地區形成足夠威脅，首先必須在河東地區站穩腳跟。

除了最重要的東邊之外，關中東南方向是從關中經藍田、武關通往長江中游南陽盆地的路線，西南方向面對漢中地區的則是散關。由於地形對後勤規模的限制，這兩個方向對關中的威脅要相對小許多。

從南陽盆地經武關攻打關中的戰事，除了東晉桓溫北伐前秦那次之外，基本都是全面戰爭中的偏師：如劉邦自武關滅秦時，秦軍主力在外與諸侯聯軍消耗、對峙；劉裕北伐後秦時，主力進攻潼關方向，武關方向作為疑兵的偏師卻奇蹟般戰勝了幾十倍於自己的強敵率先入關；赤眉軍入關也是從函谷關和武關兩個方向進軍。

至於面對漢中的散關，歷史上唯一從這方向征服過關中的是劉邦，西漢初年呂后時代的武都大地震，大大加劇了漢中到關中的運輸難度，使得這個方向難以威脅關中，強如諸葛亮，多次從漢中北伐中原也始終受制於可怕的後勤條件，沒能取得大的成果。

剩下的便是西、北方向，關中西面的隴關通向隴右也就是甘肅天水、隴南一帶，這裡在唐朝之前要麼被中原王朝間接控制，要麼處於還在部落狀態的羌人、吐谷渾人等部族的鬆散控制下，難以形成巨大威脅。

北面的蕭關則通向陝北，在西周亡於犬戎後一千多年，除了匈奴、突厥最盛時，關中很少受到北邊遊牧民族的直接威脅，即使匈奴、突厥強盛時，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組織程度低，充其量搶一把就走，最多算疥癬之疾，對關中沒有真正的威脅。

但隨著吐蕃的崛起，關中的地緣形勢完全不一樣了，作為遊牧-農耕混合體制的吐蕃政權，他們擁有比匈奴、突厥等純遊牧部族更為發達和完善的社會組織模式。

唐太宗時期，吐蕃剛剛擴張到青海一帶，滅亡了吐谷渾，還處於力量積蓄期，還無力真正威脅唐朝西北。

但在逐漸消化了青海地區的吐谷渾故地後，吐蕃人很快就開始了新一輪擴張，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吐蕃在名將論欽陵的率領下，先後在大非川之戰、青海之戰和素羅汗山之戰中大敗唐（周）軍，吐蕃吞併了河湟地區、南疆地區，嚴重威脅河西走廊和隴西一帶。

此時的吐蕃已經對唐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脅，後來唐玄宗在位期間不惜代價和吐蕃激戰，在付出驚人的財政和後勤成本後終於取得了對吐蕃的上風，把他們壓制回青海湖-日月山一線。

然而，安史之亂的爆發改變了一切，隨著河西、隴右這兩個防範吐蕃邊鎮的主力大軍都被調回內地，吐蕃開始瘋狂攻城掠池，很快全取河西走廊，唐在西域的殘餘領土成為飛地並且遭到逐步的蠶食。

更要命的是，無論是在吐谷渾故地為主的青海河湟地區，還是安史之亂後趁虛佔領的甘肅蘭州-天水一帶農業區，吐蕃人都能按照農耕政權的架構建立起統治，並把這裡作為入侵關中的後勤基地。

這就意味著吐蕃與匈奴、羌人或是突厥完全不同，他們的威脅更為長期而持久。

隨著吐蕃崛起並趁著安史之亂攻佔河西、隴右地區，關中的地緣形勢大大惡化了，吐蕃人多次從關中北邊入寇，甚至在安史之亂平定當年，藉著唐廷與各地軍頭的矛盾一度攻佔了長安城。

隨後的僕固懷恩之亂中，叛軍和入侵的吐蕃回紇聯軍也是從這個方向深入關中威脅長安，西邊的隴關方向同樣多次有吐蕃及其盟友的活躍，可以說，“四塞之國”的關中只需防範關東方向的地緣優勢至此徹底消失。

正如白居易的一首詩所說：“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在吐蕃入長安和僕骨懷恩之亂後，關中西邊與北邊都成為吐蕃佔領區。為了應對吐蕃隨時東進與南下的軍事威脅，彌補安史之亂邊兵東調和消耗造成的軍事真空，唐代宗不得讓朝廷嫡系的神策軍與邊鎮兵、關東戍卒相互策應以御吐蕃， 建立起了“防秋兵”制度。

所謂防秋，是因為吐蕃主要選擇在秋天入侵，秋天軍隊的人馬糧草需求較容易得到滿足，河北、河南、江淮、嶺南等道方鎮需要輪番派兵到京西北戍守，諸道防秋兵馬數也都有規定。

透過這一系列措施，吐蕃的攻勢得到了遏制，唐關中西、北兩個方向的邊防得以重建，雙方重新轉入相持階段。

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從戰國後期到唐初關中政權無需操心的西、北兩個方向，現在有持續存在的強敵需要對付，為了對付這一強敵還需要倚重關東的力量。

這意味著作為唐朝大本營的關中，在安史之亂後的地緣環境空前惡化，一度淪落到自保都需要倚重關東各鎮外力的程度，自然會大大影響唐朝削藩的能力。

最後，職業士兵階層的興起，戰爭模式和目的發生了巨大變化

人們讀中晚唐這一段歷史時，總會傾向於把自己代入唐朝皇帝視角，忍不住事後諸葛亮一般感慨，這位皇帝這裡沒做好，那位皇帝那邊失誤了。

但歷史從來都是萬千人共同博弈的舞臺，在前臺活躍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建立功業、留名後世，往往是因為有著無數人基於共同的利益、立場給予其支援。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來的政治生態和麵貌迥異，這背後是數不清的人在參與爭鬥。

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不是某個英雄人物，而是無數人從不同的方向努力，最終形成的一個合力。中晚唐時代，軍人越來越多團結成一股力量並直接參與政治博弈，加速了藩鎮割據格局的奠定，社會上層建築出現這一過程背後的根本原因，則是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土地分配狀況的變遷。

東漢末年以來，幾百年的門閥貴族政治時代，豪門世族之所以能養得起大批私兵，有著在政壇上翻雲覆雨的能力，核心在於他們壟斷了大片的土地，土地上的大量勞作者則成為被他們蔭庇的部曲與田客。

這些附屬人口平時耕種，豪門世族需要作戰的時候則作為他們的私兵出戰，如果作戰勇猛還能得到減免家族地租的待遇，或者在這個家族內部得到升遷機會。在戰亂頻仍、商品經濟凋敝的時代，一個普通人如果不依附於這樣的大族，不要說積累財富、獲得自己的土地了，就算連生存都很難維持。

因此，對那個時代絕大部分普通人來說，依附於勢力足夠大的豪門，不但能保證亂世中的生存與溫飽，還能透過戰鬥立下軍功，來獲得可能的上升渠道。北周、隋朝、和唐朝初年盛行的府兵制，本質上是這種人口依附形式的巔峰，無非是土地的主人從豪門世族變成了王朝。

到了唐中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流通的加速和豪門世族的瓦解，局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單位土地可以養活的人口更多了，得以脫離農業生產從事其他行業的人數也大大增加。唐朝境內，不但田連阡陌的豪門世族越來越少，地主和佃戶之間也越來越變成一種純粹的經濟關係，幾百年來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已經無法維持了，連結構相近的府兵制都走向了崩潰。

所以唐朝想組織士兵，就必須實打實地開出薪水來，職業士兵也因此作為一個階層逐漸形成。職業士兵最大的特點，就是對金錢的需求遠勝之前依附在地產和地主身上的部曲佃農。

在一個生產力足夠發展、商品經濟足夠發達的社會，只要有足夠的錢，士兵們不但可以自己衣食無憂，甚至能讓自己一家人都過上體面的生活。

所以，藩鎮的軍頭與職業士兵打交道時的博弈規則，與豪門世族同他們的部曲佃農打交道時的博弈規則完全不同。

在門閥士族當道的時代，部曲人口很難脫離依附物件，更多隻是貴族們的財產和博弈籌碼，天下的博弈主要是各種士族之間的制衡和爭奪。誰能更好的代表眾多士族的利益，誰能夠團結起最多的大小豪門，孤立一小部分豪門，誰就是最大的贏家。

藩鎮割據時代，職業士兵並不需要依附他們的軍頭，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與財富。當他們的上司敢侵犯他們利益時，他們經常會毫不留情地驅逐甚至殺死自己的上司。因此，藩鎮割據時代的博弈參與者從豪門世族擴充套件到了基層軍人。

藩鎮內部、不同藩鎮之間、藩鎮與中央之間開展的一系列博弈中，這些基層軍人最關心的問題是，誰更能滿足他們的利益，誰更能夠滿足他們的訴求。

印象中的藩鎮割據時代往往戰亂不斷，但這些戰事大約有八成都是藩鎮內部的動亂，有著壓倒性優勢力量的朝廷不怕打不贏藩鎮，最頭疼的問題恰恰是在軍事或者政治手段收回一個藩鎮之後如何善後。

從軍事上消滅一個對朝廷不恭順的藩鎮對唐廷來說並非難事，但朝廷任命新的節度使到地方，如果侵犯了廣大將士們的利益，時常沒過幾天就會被廣大士兵串聯後推翻，而中央對此也一籌莫展。

但另一方面，正因為廣大士兵也成為博弈的主體而不是單純的棋子，他們希望的是穩定的生活環境和更高的收入，並不願意天天去打仗送死。當他們面對侵犯自己利益的朝廷或軍頭時，往往表現出悍不畏死的兇狠和決斷力。但是藩鎮的軍頭想要對外擴張時，他們又會對此表現出強烈的反對與牴觸。

唐朝廷後來也明白了這些軍人的訴求，因此改換了策略，把藩鎮規模一再縮小，最終唐朝境內出現四五十個小藩鎮，這些迷你藩鎮想和朝廷叫板自然是不可能了。

比起漢朝的推恩令建立在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的武力勝利基礎上，唐朝對藩鎮的拆分可謂順風順水。

對於士兵來說，如果藩鎮的分割能讓他們得到更多的薪水，他們根本不關心藩鎮是大還是小。也正是因為基層士兵們的獨立和強悍，唐廷和強藩們一系列鬥爭甚至大戰的核心矛盾，往往在於經濟上的訴求，而中央與藩鎮之間的勝敗也往往取決於誰給的錢更多。

所以，在實力強勁的河北地區實質性獨立、吐蕃崛起威脅關中、職業士兵階層興起等因素作用下，唐朝在安史之亂後能繼續維持相對穩固的統治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偶爾消滅一些河南、淮西等地不恭順的藩鎮就是很大的成功，全面削藩是不可能實現的。

藩鎮割據時代唐朝與關東尤其是河北地方上建立的新平衡，從古代王朝宏大敘事的角度來看時常顯得窩囊，事實上卻讓唐朝又成功維持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統治，正如後人總結：“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唐不亡者，諸侯維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