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瑋：簡牘帛書以及豐富多彩的庶民世界

簡牘帛書怎麼讀

從漢字早期的書寫排列方式為豎寫並習慣於右行式這一基本特徵來看，我們先民使用竹木簡牘的歷史是相當久遠的。可以斷定：竹木簡牘的使用，比殷代甲骨文不知道還要早多少年。最初肯定是在單片竹木簡上寫字的，後來單片不能滿足記事需要的時候，就開始將多片連編在一起，隨著片數的逐漸增多，於是就逐漸成扎、成策（即成冊），這種先連編成冊再進行書寫的先後過程，從左手執扎、右手執筆寫字這一基本生理習慣來分析，其結果必然導致書寫時的右行式。

甲骨文的書寫右行式、左行式並用是一個特例。這是應用在占卜上的特例。在“迎兆刻辭”時，右邊是右行式，左邊是左行式。在“順兆刻辭”時，右邊是左行式，左邊則是右行式。因此，甲骨文采取的行式，有它特有的應用背景，不好一概而論。但從傳承文明和殷承夏制、周承商祚這一文化承繼方式來討論問題的話，我們透過甲骨文來看金文，就會發現金文幾乎都是豎寫和右行式的。在大規模使用紙張以前，簡牘和絹帛是最主要的書寫載體。紙張被普遍使用之後，竹木簡牘才被逐漸廢棄。古代簡牘文字的內容十分廣泛和豐富，包括官方的各種文書檔案、私人信件往來、各種書籍抄件、歷譜，以及專為隨葬用的遣冊等，這些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也是極其珍貴的書法墨跡。

為什麼現在出土的竹木簡牘，最早是戰國時候，並且大量出土的是漢代的簡牘呢？簡牘真正大量的使用，應該是從西漢開始的。簡牘的風行，是漢代書法在民族心理、風俗習慣和時代精神的映照下，由“無意”到“有意”的嬗遞。漢代不管在政府衙門，還是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大量使用簡牘，其應用之廣泛，數量之巨大，令人咋舌。從西漢開始不僅簡牘風行社會，更有甚者把簡牘作為隨葬品大量的埋於墓穴，這也是漢代文化現象的一大特徵，這一風俗在西漢尤其盛行。據有關資料統計，現在出土的竹木簡牘70%以上是西漢時期的隨葬品，時間跨度從西漢初年到新莽時期，出土地點遍及河北、山西、山東、湖北、湖南、甘肅、青海等10餘省，這一民俗的生成，是對書面文字崇敬心態的表白，帶有很深刻的文化內涵，從更深一層看，反映了西漢普遍的民族心理及其時代精神。

東漢時期，由於國力昌盛，民殷國富，帝王將相、皇室官宦學書之風大興於世，尤以東漢末年桓帝、靈帝時期為最。但那時所興的不是竹木簡牘，而是轉向了豐碑巨刻。

據文獻記載，我國簡牘帛書的發現、整理和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西漢景帝（公元前156～141年）末年，在孔子故宅壁中，被魯恭王發現經書的時候。但採用近代考古的科學方法，對簡牘帛書進行有目的、有計劃地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則開端於十九世紀末，迄今已有百年的歷史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簡牘帛書的發現可謂層出不窮，出土的簡、帛，從時間上涵蓋了戰國、秦、漢、三國以及魏晉、唐、宋。據專家統計，百年來在我國１７個省市自治區，共出土發現了從春秋晚期至戰國、秦漢、魏晉、唐、宋七個時代，各類簡牘文獻包括：律令、官府文書、私人日記和書信等許多重要的有價值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軍事，還涉及古文獻學、古文書學、檔案學、考古學、語言學等許多領域，學術價值極高。為討論問題的方便，下面將分別介紹簡牘帛書的一些基本情況。

簡的形制，大體分為四種類型：

1、普通用簡。這種簡長為一秦漢尺（相當於23 釐米），寬1釐米，厚2～3毫米。這種簡是用來書寫一般性文書的。

2、尺一簡，即簡長為一尺一寸（25釐米）的簡。“尺一為帝詔”，即這種長度的簡，是用來寫皇帝詔書的。1959年甘肅武威18號漢墓出土的《王杖十簡》，是西漢宣帝的詔書，簡長為25公分。這與史書記載的完全相符。如《後漢書·陳蕃傳》中有：“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擇，委尚書三公。【注】‘尺一為板長尺一，以寫詔書’。”

3、二尺四寸長的簡，即簡長55釐米，是用來書寫聖人語錄的。1957年甘肅武威6號漢墓出土的《儀禮》共三本九篇，簡長約55釐米。在古人的論述中，王充的《論衡·謝短篇》對此作了明確的記述：“二尺四寸，聖人之語。”

4、三尺長的簡，是用來書寫法律條文的。簡長約為69釐米。居延出土的漢簡有律令，其簡長約69釐米。司馬遷的《史記·酷吏傳》記載了這一事實“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又《漢書·朱博傳》中有云：“贛老生不習吏禮，朱博且教拜習嫻習，並謂之曰：‘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

除上述幾種形制之外，還有一些其它規定如：一簡只寫一行字。王充的《論衡·量知篇》有：“簡所容一行字耳。”

單片稱簡，連編成冊。《儀禮·聘禮》有：“連編為策，不編為簡。”又《左傳》中有云：“單執一紮為簡，連編諸簡為策。”

以上是簡的情況。而牘的形制比簡簡單得多了，牘就是用木板做成的寫字用板。《說文解字》解釋：“牘，木板也，從片。”大家知道，從片的字就是從木。“片”是“木”的篆體字的半邊，“片”就是將“木”剖開之意也。王充《論衡·量知篇》中進一步解釋說：“斷木為槧，析木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牘有兩種形制，一是普通形，其外形是方形或長方形的木板，但長度不大於一秦漢尺，故又稱牘為尺牘。二是特殊形，將木板刮削成若干個面，這叫做“觚”。顏師古《急就章》【注】中雲：“觚，其形六面或八面，皆可書。”牘不加編連，均為單片。觚的用途是記事、起草或練字。流沙墜簡中多有觚的發現。

帛：即絲織物。《說文解字》解釋：“帛，繒也。”繒是絲織品的總稱。古人在帛上寫字由來已久，《墨子·明鬼篇》中雲：“先王寄理於竹帛”。又《韓非子·安危篇》中有：“先王書之竹帛”。由此而知，自古書寫是竹、帛並舉。帛的大小和形制，雖無典籍可考，但從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來看，帛的形制也是有區別的，分為半幅和全幅兩種尺寸規格。半幅縱長約為24釐米，約一秦漢尺，用來書寫一些一般性讀物。如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就是書寫在半幅的帛上。帛的全幅長約為48釐米，約二尺，用以寫重要經典。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這件作品就是寫在全幅帛上的。但《老子·甲本》，幅長約24釐米，屬於半幅的帛，這就有些不合當時的政治背景了。在西漢初期，皇家以無為治天下，特別崇拜老莊，在當時和墓主眼裡，《老子》怎麼會被視為一般性讀物而書寫在半幅的帛上呢？

用帛寫字，有攜帶方便和容量較大的特點。在這一點上簡牘與帛相比就遜色得多了。據說當年東方朔曾給漢武帝書寫過一篇長篇大論的奏章，完成後是由兩個壯士將奏章用籮筐抬進未央宮的。

今天，大宗簡帛的相繼出土，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據粗略統計，近百年來，經過海峽兩岸和國內外學者幾代人的共同努力，簡帛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併成為一門國際顯學，倍受世界學人的矚目。有關簡、帛研究的論著已發表數千種。

近百年來，簡牘帛書已有百餘次的發掘，共獲得26萬多枚，時間跨度上迄戰國，下至宋元，其中大量的是寫於秦漢前後大約五～六個世紀之間。這些簡牘文書完整的描述了篆、隸、草的演變過程，真實的記錄下了各種各樣的風格形式，充分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審美觀念。從書法的角度來講，這是一份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其價值大體有以下三點：

一、書法史研究的歷史價值。

首先是地域書風的研究價值。華夏神州，幅員遼闊，越是在資訊閉塞的古代，地域文化的特徵越明顯。地處甘肅、內蒙的大西北與湘江流域的中南地區，相隔千山萬水，在文化、民俗等方面，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表現在竹木簡牘上，無論是書寫風格還是表現手法，都大異其趣。大量簡牘帛書的出土，使我們清楚地分辨出有代表性的兩大系統——西北書風和荊楚書風。

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和甘肅北部額濟納河流域，綿延300公里範圍內的廣大地區，先秦時稱這一地區為“弱水流沙”（匈奴語），秦漢以後稱“居延”。秦末漢初，匈奴長期在此入侵滋事。至漢武帝，為徹底解決邊患問題，開始了大規模的靖邊運動，於是在北部邊疆建立起了連綿不斷的關塞亭障和候望系統，後漢由於國勢式微而逐漸衰弱並廢棄。雖然東漢光武帝重建邊防，但始終沒有達到西漢時的規模。西北漢簡基本上是這一歷史時期屯兵戍邊的遺物。居延古塞，是漢代交通要道和主要防線。當年因缺水而廢棄，到如今，這裡又因雨水奇缺乾旱少雨，這些簡牘才得以儲存下來。故居延遺址內倖存的各類文物，包括居延漢簡，今天才得以面世。

以《居延漢簡》為代表的西北書風，文字形態變化較大，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獷樸實。有的若篆若草，渾然一體；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簡率隨意，跌宕起伏，風韻飄逸。書體中篆、隸、行、草各體皆孕育其中，真是百花爭豔，異彩紛呈，使人目不暇接，形成了漢代書法藝術綺麗多姿的景象。尤其簡書中的書體，一般都是民間實用和流行的體式，與士大夫的“廟堂”字有一定的區別。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由於社會生活的日趨豐富，且生活的節奏加快，不得不追求簡易速成的手段，使書寫變化流速而不拘束。在《居延漢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用筆草率急就，自由奔放，無造作之感，生動地再現了那個豐富多彩的庶民世界。

《武威漢代醫簡》是東漢醫家的手跡。《武威漢簡》是出於社會下層的職業抄書人之手，而《居延漢簡》則是漢代守衛在居延邊防一帶的中下層官吏和士卒所寫。這些漢簡的用筆隨意奔放，結體富於變化，應該同屬於一種類型，這些簡牘粗野直率，放縱恣肆，帶有明顯的西北剽悍的風格，這也就是人們習慣上稱謂的西北書風。

而荊楚書風的特點，則大體上可以由以下三點來把握和認識：

其一，荊楚簡牘帛書的流美書風。隨著西周王朝的滅亡，大一統的局面不復存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書風，在全國範圍內表現為三大派系：一是秦國派系，它以繼承西周的書風為標誌，即所謂的“宗周主線”；二是齊國派系，它以遒美書風為其特徵；三就是荊楚的流美書風。荊楚的流美書風從春秋戰國一直流傳下來，直至影響到漢代的簡牘帛書。荊楚流美的簡牘帛書與粗野直率、放縱恣肆的西北書風相比風格懸殊是很大的。1973年之後，長沙相繼出土了大批寫於秦漢之際的簡牘帛書，計12萬字之多。從這些簡帛上的書法風格看，可以證明戰國金文三大派系中的荊楚一脈，確實是以“流美勝”的書風而著稱。

其二、荊楚流美書風對隸變的重大作用發人深思。荊楚所創制的美飾金文－－鳥蟲書，著意於線條兩端的特意美飾，這是誘發隸變的導火索。因為隸書的蠶頭和燕尾，也是意在裝飾線條的兩端。鳥蟲書與隸書潛在美飾動機如出一轍。因此說鳥蟲書是隸變的前奏，鳥蟲書的出現，在漢文字的發展史上具有很重大的啟發意義。

其三、荊楚風韻對中原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雖然西周武王在分封諸侯時，把楚國排擠在外，而荊楚自此也自認為是蠻夷之邦，但中原文化受荊楚文化的影響，卻是與日俱增。如屈原、陳涉、項羽，以至於近現代文明更是如此。

二、書法創作的使用價值。

簡言之，自從簡牘成為一門顯學之後，隸書的創作，幾乎沒有不帶簡牘風味的情形。今天的學子們，在書法創作上，幾乎都帶有這種輕率簡潔的簡牘風味。簡牘風格已經成為當下的一種時尚。

三、書法欣賞的審美價值。

在現代社會里，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簡牘帛書的輕鬆隨意和我行我素，比較符合當今社會人們的心態。因此，秦漢簡牘帛書，在今天特別有市場，一方面供人們學習效仿，另一方面發揮著它的審美價值。

——節選自李宗瑋《悟對書藝》

根據《張照心筆記》整理

附：李宗瑋：山東師範大學中國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