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樂相馬探究之一：何為伯樂

千里馬是指什麼人

唐耀坤

伯樂相馬的故事在世間流傳甚廣，隨著唐代大文學家韓愈的《馬說》更是深入人心。“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韓愈的開篇語，道出了伯樂與千里馬的關係。伯樂相馬探究本是我受電視臺邀請作為電視講座的講稿，現將其作為系列網路文章以饗讀者。

何為伯樂？

我們翻開《漢語大詞典》查詢“伯樂”詞條，就可以得到三條解釋：一、星宿名；二、春秋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以善相馬著稱； 三、喻指有眼力、善於發現、選拔、使用出色人才者。

“伯樂”一詞，既是星宿的名稱，又是人名，並有指善於發現、選拔、使用出色人才者等三重含義。

在“伯樂”首先是一人名、還是一星宿名的問題上，古代典籍中存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伯樂”星宿名是最早的原始意義，它是另兩種意義的根，另兩種含義是它的引申和再引申。現在我們先來剖析“伯樂”作為星宿名的原始的緣由。

星宿“伯樂”

星宿“伯樂”，要從我國的一個神話故事說起：在我國的神話傳說中，有一個關於人類誕生的故事——女媧摶土造人。

傳說女媧在造人之前，最先造的是雞。人間有“雄雞一唱天下白”的說法，就是指新年的第一天，傳統中稱為元旦或春節，就是陰曆年的正月初一。正月初二、三、四、五日，女媧依次造了狗、豬、羊、牛，正月初六日女媧造了馬。在造好了這些可資人類利用的重要動物夥伴後，女媧於正月初七日造了人。中國民間初一到初七，就有依次叫作雞日、狗日、豬日、羊日、牛日、馬日、人日的說法。

自古以來，雞、狗、豬、羊、牛、馬，這六種動物是以對人的重要性由低到高進行排列的。我們民間常常描述混亂至極時，常用雞飛狗跳的成語；表達強烈的蔑視時，常用豬狗不如的成語；而對錶示忠誠、感恩或不辭辛勞的語境時，常用當牛做馬的成語。這些成語的組成，都是用動物的屬性由低至高組成。

女媧所造的雞狗豬羊牛馬，它們伴隨人類不斷地繁衍生息，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益處。人們為了表示對上述六類動物始祖的感謝，年年祭祀它們。但對馬祖的祭祀名目更多、禮儀更隆重些。

馬祖即馬神，人們稱為“伯”。

這一說法的主要根據是：“《毛詩》傳說：‘伯，馬祖也。’”

《詩經》中就記載有對馬祖“伯”的祭祀。

《詩·小雅·吉日》雲：“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此句意思是說：在春季某月的初五，向我們的馬祖神祭祀、禱告。

周代人祭祀馬神有一系列的活動，

《周禮·月令》中記載：

“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就是天駟，即二十八星宿中的“房”宿，我們常說的天馬星；先牧是開始教人牧馬的神靈；馬社是馬廄中的土地神；而馬步是為馬消除災害的神靈。

華夏自古有祭馬的民

間風俗。漢族民間信仰馬王爺，農家於農歷六月二十三日祭祀，祭品為全羊一隻。農曆六月正是盛夏，祭祀的這位馬王爺，應當是《周禮》中所說的“先牧”。

天上的天馬星，也就是我們祭祀的馬祖神，我們可以用一個專門的祭祀術語“伯”來稱謂它。如此以來，如果“伯樂”的名稱確實從星宿名而來，“伯”為馬祖神的這一本義，不失為一重要的佐證。

馬祖“伯”最樂意見到的是什麼人？那就是能讀懂它們的專業人才。於是，相馬權威便有了一個名字——伯樂。人間王侯出入乘坐駕四匹馬的車，天庭的主宰者出入當然也要有這般的馬車，於是燦爛星空中的一個恆星群便被叫作“天駟” 即“房”星，天駟是伯樂選拔的，故星空中有“天駟”星群，不能沒有“伯樂”星群。這個“伯樂”星群，是我國古代最早命名的二十八星宿之一，即“危”星也名“造父”星。

典籍的依據有多個，這裡僅列一個出處。

《晉書·天文志》雲：

“

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

這段古文的意思，即是說明

“伯樂”星就是

“造父”星。

據記載，

造父有其人，他是周穆王手下的著名御手。穆王乘八駿之車，西登崑崙，和西王母宴飲，就是他駕的車。正當穆王樂而忘返之時，國王多日不臨朝理政，必然有野心家蠢蠢欲動，徐偃王叛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穆天子不得不“一日千里，長驅歸周”，用了沒幾天時間，就趕回西周的京城——鎬京。此時，還沒有太多的勢力依附叛軍，再說周穆王的返京速度也遠遠超出叛亂者的預計，因此叛亂尚立足未穩便被平息了。在這次風馳電掣的回程中，造父嫻熟的馭馬術又可謂立下了汗馬之功。正因為造父高超的駕車技術，人們用他的名字來命名“危”（二十八宿之一）宿中的五星，這就是“造父”星，其職責在於駕駛“天輿”。

人間“伯樂”

歷史上最負盛名的伯樂是春秋時期與秦穆公同一時代，一個名叫孫陽的人，以善相馬而著稱。

1。孫陽何方人士

一說，孫陽伯樂生於約公元前680年，卒於公元前610年，生日是農曆6月23日，為秦穆公的監軍少宰。

春秋時代郜國人，今山東省成武縣人。迄今有“伯樂墓”在山東省成武。

二說，孫陽伯樂，他活動於公元前七世紀，在今天的山西省運城市平陸縣的虞坂古鹽道，相到過一匹千里馬，“伯樂相馬”這一故事即來源於此。由於孫陽長期在山西一帶選馬，以致黃河之北的冀州，馬群中的好馬當時被選拔殆盡——“冀北群空”之說（唐代韓愈說：“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就是指的這一史實。他活躍的時間大概在晉國的獻公至文公執政期間，他選馬的主要經歷和成名的福地都在山西。另外，在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有伯樂墓，以及他的七個姑娘的家族墓群。

三說，孫陽伯樂長期在秦國為官，有人說他為秦人，並且秦地雍州（具體地方現在已不可考）有一處“伯樂墓”可以作為旁證。

古人，有歸葬故里的傳統，他的墓葬在那裡，可以作為他籍貫的佐證。那麼，孫陽伯樂的墓地究竟以哪裡為準呢？

《四庫全書》中，對伯樂墓有以下的記述：宋代的樂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記》中先寫道：“濟陰縣（今山東定陶）……伯樂冢秦人善相馬者塟於此。”後來更正說“河東縣……伯樂墓，在縣南四十里，又濟定陶亦有伯樂塜，未詳孰是。”這就是說，作者認為，今山西芮城縣和山東定陶縣各有一座伯樂墓，但哪一座墓為真正的伯樂墓，宋代已不能確定。

宋代的王存著述的《元豐九域志》中記述：“潼關直北，隔河望有層阜蒼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伯夷叔齊墓、孫陽墓、荊軻墓。”也就是說，孫陽墓在現在的山西芮城縣風陵渡一帶。

乾隆年間修訂的《大清一通志》中寫道：“伯樂墓，在永濟縣南（本文作者注：清代河東縣已改叫永濟縣了，今屬芮城縣）。《寰宇記》在河東縣南四十里，又濟隂定陶及雍州俱有伯樂冢，未詳孰是。”

乾隆年間修成的《山東通志》中寫道：“伯樂墓，在古濟隂城東南，見《後漢志》。”

由此可見，伯樂墓、伯樂冢、孫陽墓等只有一處提到聽說過雍地，但又不能確認，宋代到現在有一千年過去了，我們更無從考證，只能忽略不計。在今山東成武、山西芮城的記述均有多處。在宋代時，修史的專家已不能確認哪一處是真正的孫陽伯樂墓。

山西運城的芮城、鹽湖、平陸的現代資訊：孫陽伯樂墓和他的七個姑娘的墓塋還在，旁邊還有伯樂廟的遺址柱礎；那裡的虞坂古鹽道是出自《戰國策》的“伯樂相馬”故事的發生地，不僅得到了古今學界的一致認同，而且虞坂古鹽道還比較完整的儲存至今。

不論孫陽伯樂到底是哪裡人，是魯人，是晉人，還是秦人；但“伯樂相馬”故事的發生地確實在今天的山西虞坂古鹽道上。

2。孫陽為何堪稱伯樂

我國古時重要

典籍記載了孫陽為伯樂，《莊子》是我國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重要典籍。《欽定四庫全書》中，《經典釋文卷二十六》是由唐代的陸徳明撰寫的《莊子音義》，其中關於《莊子·馬蹄》之《釋文》載：“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雲：‘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類似的關於“伯樂”的註疏，在《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等著作中亦有。可見，孫陽，被稱為“伯樂”有大量的獨立的典籍出處。

另在

《戰國策》之《楚策》中的《汗明見春申君》一文中敘述伯樂相馬於虞坂坡；在《戰國策》之《燕策二》一文中敘說伯樂一顧馬價十倍；在《莊子》之《馬蹄》一文中描寫伯樂馴馬的經過；在《列子》之《說符》中記載了，伯樂薦人唯才不舉親，向

秦穆公

推薦不分牡牝驪黃的九方皋等等故事；都說明了孫陽何為伯樂的緣由。

在春秋時期，

孫陽

發現：軍事戰爭、貿易物流需要大量的馬匹，相馬、馴馬、馭馬、駕車是一種能夠發達的職業；在當時，馬的多少是一個國家強弱的標誌和象徵；識馬、馴馬、馭馬的高手，是社會上的高階人才，能夠取得非常高的社會地位。

孫陽本出身於社會下層，對相馬有著極大的興趣，為想

在社會上出人頭地，便把相馬、馴馬、馭馬作為自己的高尚職業。況且，當時山西虞坂一帶，是日常物流中使用馬最集中的地方，那裡就聚集了很多的相馬、馭馬、馴馬的人員，是最容易出相馬大師的地方。

孫陽也聚集於此，他

刻苦鑽研相馬技術，

練就了一身高超的相馬技術，特別是他對相馬術作為一門高深的學問來追求；並在虞坂

古鹽道上

相中千里馬而一舉成名。

孫陽伯樂選擇相馬作為職業，有個人選擇和社會選擇雙重背景。除了伯樂本人具有超人的天賦和興趣之外，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馬的作用已十分凸顯，尤其是在軍事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春秋戰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戰爭頻繁的時代，諸侯割據為政，互相攻伐屢見不鮮。馬在戰爭中是最重要的裝備，對決定戰爭的勝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孫陽在

虞坂坡鹽道相得千里馬，獻給楚王而成名，他之後不留楚國，而是去了秦國這是為何？

當時戰國時期，秦國與楚國一樣是列國中的大國，然而秦國是以養馬著稱。因為秦國的祖先——造父，就是為周穆王駕車，傳到他的後代非子的時候，因其善養馬，被周孝王封於秦城或秦亭，即今天的甘肅省清水縣東北張家川，為周朝的附庸。非子為周孝王養馬。秦在張家川建國立都達160多年。之後，隨著實力壯大繼而向關中挺進，在春秋時期已發展到成為五霸之一。當時秦國經濟發展以畜牧業為主，其主要是以多養馬。秦國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決定了對馬的重視程度。

更為重要的是秦國國君秦

穆公愛才用賢，不管是貧是賤只要你有才能在這裡都能得到重用；當時的百里溪從一個奴僕成為秦國的相國。孫陽一入秦就受到了秦穆公的重用。

孫陽伯樂經過多年的實踐、長期的潛心研究，他取得了豐富的相馬經驗，他已經將馬按用途予以歸類，總共分為六類，即：種馬（繁殖用）、戎馬（軍用）、齊馬（儀仗用）、道馬（驛用）、田馬（狩獵用）、駑馬（雜役用）。在對馬的分工日益細化、專業化的背景下，養馬，尤其是相馬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一門十分重要的學問。並且將這些心得經驗進行了系統的整理，撰寫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該書中有圖有文，可謂是圖文並茂。

《伯樂相馬經》長期被相馬者奉為經典，在隋唐時代影響較大。後雖失傳，但散見於後世一些著作中，如：《新唐書·藝文志》載有《伯樂相馬經》一卷；唐中葉張鷟寫的《朝野僉載》、明人張鼎思著《琅琊代醉編·伯樂子》和楊慎著《藝林伐山》中也有些許相關的記載。

孫陽伯樂以其卓絕的相馬才能，得到了秦穆公的信賴，被秦穆公封為“伯樂將軍”。他究其一生潛心研究馬，在長期與馬打交道中，識馬懂馬技術精湛高超，並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漢墓中，曾出土了一部失傳已久的孫陽伯樂所撰寫的《相馬經》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