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與中國歷史地理

本文轉自：光明日報

從歷史來看，稻米對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歷史的走向、人口的增長和文化的認同等都產生了極大影響。

1973年，浙江餘姚河姆渡7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發現，使長久以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認知受到了挑戰。其後長江中下游地區更多的四五千年到上萬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發現，證明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稻作農業是長江文明的支柱和特色。古史記載、野生稻的分佈、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的發現和現代遺傳學的研究，都已證明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是亞洲栽培稻的起源地，良渚文化農業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

稻米參與了黃河文明的建構。自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最先在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發現稻殼痕跡以來，在距今9千年至距今4千年，淮河流域和黃河中下游的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江蘇等地的史前遺址中，多有水稻遺存的發現，其中包括在考古學上被稱為“最早的中國”的山西陶寺遺址。歷史記載表明，大禹治水時就已將水稻種於卑溼之地；甲骨文中已有“稻”字的存在；《詩》《書》等早期文獻對稻也多有提及。

起源於萬年前的水稻，經過數千年的緩慢發展，到距今千年左右的宋代，成為繼小米和小麥之後中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最近五百年來，雖然受到玉米、番薯和馬鈴薯等外來作物的挑戰，其優勢地位仍沒有被撼動。稻米在國計民生中扮演關鍵角色。作為水稻主產區的中國東南地區，也因此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後來國家稅收向稻米遷就，原本是九月一日起徵的秋稅，因為“粳稻須霜降成實”，改為十月一日始收租。國家法定的計量標準因稻米而改變，原來以黍為基準的度量衡已部分地為稻米所取代。依靠稻米養活的人口也日益增加。到明末，已經形成“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的局面。

稻米極大地影響了人口的數量和素質。1935年，地理學家胡煥庸劃定的璦琿—騰衝線，其東側佔全國36%的國土和96%的人口分佈，與水稻的分佈基本重合。

稻米也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和社會心理，甚至對國家版圖起到某種形塑作用。宋代以後，南方人在排斥小麥等外來作物的同時在北方積極推廣水稻種植。從漢代開始，長城內的人們就想到用種植水稻的方式來阻止北方騎兵的南下。例如，東漢張堪在狐奴山下開稻田八千餘頃，宋初何承矩、黃懋等人在河北引水種稻，明代長城沿線的寧夏、陝北、晉北、河北、天津等地試種水稻。雖然這些努力所形成的阻隔作用有限，但水稻的分佈卻極大影響了國家和政權的疆域。從三國鼎立到南北朝對峙，再到宋金議和，基本上都是以淮河為界，淮河以南是稻米主產區，而淮河以北則是以遊牧和旱糧作物為主。自隋朝大運河開通以後，南稻北運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同時也固化了南北之間農作上的差異，於是主糧作物的不同就成為中國南北劃分的依據，“江淮以北高田平曠，所種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塗泥，所種宜稻秫”。

但地域上的南北劃分並不能阻止水稻對淮河的突圍。從起源的那天開始，水稻就不斷北上，在參與黃河流域中華文明的構建及中國北部邊疆鞏固的同時，稻作技術也在北方發展起來。稻田人工灌溉技術、鹽鹼地（斥鹵之地）種稻技術、稻田水溫調節技術，甚至水稻移栽技術等都首先見於北方文獻記載之中。10世紀以後，受到北方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南方稻作技術，在有識之士倡導和國家政策鼓勵之下，經過多種方式由多種路徑傳入北方。一些地方如山西晉祠、北京京西和天津小站等，受傳統文化、皇家政治和軍事屯田等的影響，稻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發展。歷史上，水稻生產受到舉國上下的高度重視，宋真宗、康熙等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都參與到水稻品種的選育和推廣中，占城稻和御稻因此受到廣泛關注，康熙還把御稻品種種到了承德避暑山莊，結束了長城以北不種水稻的歷史。

（作者：曾雄生，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