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書的普及變化，除帝王的喜愛為“幕後推手”外，還有其他原因嗎

宋代書法，多以行草書為主，篆書則不顯。

篆書過於嚴謹繁複並且幾乎脫離實用領域，與灑脫隨性的宋世書風顯得格格不入。但宋代篆書在繼承中以率性求變的獨特風格，為篆書的融通增添了新的樣式和生機。

此外，

北宋擁有一個人數頗多的篆書書家創作群體，保證了篆書此後二百年的傳承和發展

，把北宋篆書看作一個承前啟後的階段應當是不為過的。

“崇文抑武”——政治的規約

書法能有序地傳承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帝王的推崇。

書法是不僅是一種文化產物，還具有政治所賦予他的社會功用。從書法史的發展角度來看，無論書體如何演變，還是其字形、結構、用筆的不同，它的社會功能化都從未改變，同時也是構成書法傳統的重要內容。

北宋時期也不例外，

建國之初，剛剛結束五代十國割據的動亂局面。

雖天下大定，但國內外的形勢依然嚴峻，因此，恢復封建禮教和儒家思想來安撫人心並使國家有序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北宋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一改前朝重武風尚,大力推行“崇文抑武”之政策。

在“崇文抑武”的舉措之中，立碑尊孔謂之古訓。透過立碑，以教化子民，為大眾樹立典範。

如宋太祖即位之時，“即詔令增葺開封文宣王廟祠宇，並親撰贊文，表彰孔、顏。重修以東京、長安和曲阜三地為核心的被戰亂毀壞的全國文廟，並刊碑紀功，以昭天下與後。”

宋太祖的政策表明對尊孔雷厲風行。

之後“建隆三年，

重修京兆長安孔廟、文宣王廟，擴建廟內講學黌舍及安置《開成石經》與書庫府，刊刻《重修文宣王廟記》；

乾德二年八月十五日，又立《修中嶽廟記》，篆書題額。太宗即位，太平興國八年詔諭大臣，重修曲阜孔廟，刊立《大宋重修兗州文宣王廟碑銘》。”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重刻夢英篆額的《夫子廟堂碑》；淳化二年立《謁文宣王廟記碑》。”以上材料

記錄了北宋初期帝王的對“崇文抑武”一系列的政策實施，在此過程中不僅促進了尊孔重教的社會功能，同時也對文化的發展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在

眾多的舉措中，封禪與篆書的聯絡最為密切，

封為“祭天”，禪為“祭地”，是一種大型的祭祀活動，在太平盛世、天降祥瑞之時舉行，傳說於夏商周三代。

秦始皇對封禪的重視，昭示自己與天相通，已達天人合一。

其實質意義便是增加自己的權威，是一種鞏固自己地位的手段。封禪儀式的舉行地點有東嶽泰山與中嶽嵩山，其中泰山舉行次數最多並且影響最大。

自始皇帝開始到宋真宗止，有六位帝王十次封禪泰山。

封禪內容為便於傳頌，則刻於石碑之上。石碑，“碑”出現於春秋，是禮制建設中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由宗廟、祠堂祭祀用於拴畜牲的石柱體演變而來。

戰國時期，

貴族殯葬之時，因墓深，便以碑作為支架，棺木方可安全下放。

後以懷念逝者，作記錄功德之用，盛行於東漢，唐代為最高峰，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書法價值極高。

碑由碑額、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

因篆書端莊雅正，而且富有裝飾典範之趣味，所以常常用於題寫碑額。因而，有帝王倡導並實施的崇儒尊孔之舉，開啟了儒學盛行之風，促進了碑額篆書的發展。依據現存與出土的北宋碑額來看，數量之大，風格多變。

唐、五代跨度時間最長，為 343 年，其篆書碑額數量卻少於北宋，

唐至五代比例為 80%，而北宋時為 104%，南宋數量最少，為 58%，而北宋篆書碑額佔北宋碑額的比例也是最大，佔到 75%之多。

因此

在北宋時期書寫碑額時，在眾書體當中選擇以篆書作為書寫字型居多，而且同時也反證了北宋初期篆書是比較流行的書體。

究其原因，一是“崇文抑武”政策的推行；二為北宋帝王對篆書的喜愛所至。

真宗喜愛篆書有加，與大臣共同學習篆書，並親自書寫。

這一舉動對篆書的普及具有重大的影響。再有趙頵“端重明粹，少好學，長博通群書，工飛白、篆籀”稱其墓誌為“善筆札，飛白、篆籀皆能造其妙。”以上皆可說明北宋皇室對篆書的偏愛，導致篆書碑額數量之多的重要因素。

不同地域其篆書碑額數量相差較大

不同地域其篆書碑額數量相差較大

，以黃河流域佔主要數量約 70%，引起這種差異是因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的位置不同。篆書碑額在北宋各個時期的數量，其中前期較少並失拓數量最多，原因是距今時間較長，儲存不當，以致流失，並且當時剛剛立國，國家不穩，破壞較多。

北宋初期篆書碑額風格主要以李陽冰小篆為主，原因在於受李斯、李陽冰的篆書影響，是晚唐五代書風的延續。

在

眾多的碑額中以書風工穩雅正，線條均勻流美、瘦勁有力，字法規範，結構寬博，用筆靈活自如、婉轉流暢為主，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重修文宣王廟之碑》，是現在我們能看到北宋最早的篆書碑額。

由馬昭吉篆額並刻於建隆三年，

此碑額屬於婉轉瘦勁型，其風格取法於李陽冰小篆，結構寬鬆而勻稱，線條流暢而挺拔，用筆乾淨而質樸，

與此篆額具有相同風格的另有《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刻於鹹平二年年；《文宣王贊》刻於大中祥符元年；《封祀壇頌碑》刻於大中祥符元符二年年；《勃興頌》刻於天禧三年年。

而

對於筆法裝飾性較強的篆書風格極少，“雜糅”體則更為少見。

形成此種現象的原因有二：其一因北宋立國不久，帝王為校訂典章制度，便命徐鉉等人重校《說文》，對篆書字法進行梳理規範，使得宋人寫篆之時，對於文字的使用更為謹慎；其二為取法物件的單一，在金石學沒有興起之時，宋人所見篆書經典作品受限，眼界受阻。

在政策與客觀因素的促成之下，便形成了北宋初期篆書碑額風格。

北宋篆書風格發展

在宋太宗繼位後，繼續推行重文輕武的治國大略，他深悉“

人文國典，粲然復興，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

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由此命徐鉉等人重校《說文解字》。

此牒文說明其一漢許慎

《說文》自撰寫完成以來，廣為傳抄，錯誤百出，文字古法，難以繼承，

因此為溯其源流，審定刊正；其二命徐鉉、葛湍、句中正等擅長篆書，精通小學者共同校訂，並作典範，已於使用。

《說文解字》是由漢代許慎編撰而成，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以考究字源，分析字形的字學著作。

該書首創漢字部首，以部首統籌全書，共十五卷，收錄漢字達九千之餘。

其字頭以小篆為準，兼有古文、籀文等異體字形，

為後學者留下寶貴的文字資料，明確了漢字字形的流變脈絡。

自《說文》成書以後，便廣為流傳並使用，出現一大批《說文》研究者，如：鄭玄注三禮，都曾援引《說文解字》以證字義；晉灼、應劭注《漢書》等。

漢到南北朝時期經歷幾百年的傳抄，時代變遷，社會跌宕，文字字形變異,《說文》此時已失去原來之面貌，舛訛擺出。

李陽冰曾刊定《說文解字》，他頗為自負，曾對蔡邕、李斯二人在《上採訪李大夫論古篆書》中進行指責，認為只有自己才可扭轉這一局面。但事已願違，

由於條件的限制，材料的不足，使得很多字法、字義都無法得到有效的“外證”。

徐鉉在新校《說文解字序》中雲，明確表示對許氏《說文解字》的字義、字形不滿，並重做釋讀

，他不顧聖人之意，破壞祖宗之法，校訂《說為解字》實為臆想而成。

大徐本說文解字區域性現存徐鍇《說文解字系傳》是對李陽冰版本進行修正袪妄，

是《說文解字》唐以後的第一個版本，也稱小徐本

，其兄徐鉉歸宋後，在此基礎之上對《說文解字》進行校訂，流傳於世。

根據現存僅有的唐代《說文》殘卷（木、口二部）則可反映唐代官方篆書書風。根據對比可以看出唐代到北宋《說文》風格的演變風貌。其一，字形由姿態修長變為寬博飽滿；其二，用字以及篆法的規範程度在減退。

對於這一風格的變遷，其根本原因在於書法教育的不同

。

唐代中期之前以懸針篆為主的發展面貌，中期李陽冰一改前人用筆特徵，追溯秦李斯風格，變懸針篆為玉著篆。

但古文以及懸針篆並沒有因此而廢弛，宋初郭忠怒的《三體陰符經》、《佩觽》、《汗簡》，夏竦的《古文四聲韻》等古文字書籍的出現，亦可為反證。

結語

北宋初期，由於帝王對與崇文抑武的政策推行，儒學得以復興

，儒家思想崇尚古意、典雅，而篆書恰好符合儒家的審美觀念，所以在施行的禮制建設中，時時見到篆書的身影。

字學是文化之本，是國家實行文治的重要工具，

因此修訂字書勢在必行，在此背景之下，徐鉉等便被授命修訂《說文》。又因帝王對篆書的酷愛，影響了時人對篆書的學習，推動了篆書的普及，引導了北宋初期的篆書熱現象。

篆書在被統治者所利用的同時，承襲唐人篆書的遺風，不斷地融合與鍛造，以此來奠定了北宋篆書發展的風格基調。

本文章的內容版權歸作者所有，僅供學習參考之用，禁止搬運用於商業用途，如無意中侵犯了哪個媒體、公司、企業或個人等的智慧財產權，請聯絡刪除，我們將不承擔任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