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真的說過“元以寬仁失天下”，那麼元朝寬仁到什麼程度

答：中國煌煌青史上，有很多被訛傳的“名人名言”，明太祖朱元璋的“元以寬仁失天下”，就是其中之一。

特別是在網路時代裡，這一句“元以寬仁失天下”，在很多平臺都廣泛流傳，甚至有個別“專家”“教授”還拿來做例證，用以證明“朱元璋懷念元朝”“朱元璋感恩元朝”。其實這句話的原始出處，來自《皇明寶訓》，原話是“

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小人但喜寬。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

”。

這整個意思，是說元朝亡國的重要教訓是“寬”，只有小人才喜歡“寬”，大明朝要牢牢吸取這教訓。這話，跟“寬仁”絲毫不搭。

那麼問題來了，治理國家“寬”不是好事兒嗎？看看元朝亡國的全程就知道。

元朝的“寬”，根本沒找準地方，尤其不該寬的，正是吏治。

元朝的“吏治”有多寬？首先出名一條，就是“當官門檻低”

，比起其他王朝的“十年寒窗”“科考選拔”“吏部考選”，

元朝的“選官”“任官”堪稱簡單粗暴：高層的職務，幾乎全由權貴子弟壟斷，地方的高官要員，也多是權貴充任，軍隊的官員更是“將帥襲其父祖舊部”

，全都是些二世祖。這樣一幫統治階級，常年草包紮堆，甚至江淮行省的高官，竟是“無一人通文墨者”，地方縣官也“字不辯王張”，上上下下文盲扎堆。

所以，如果我們稍仔細瞧瞧元代官場，就能找到許多“突破智商下限”的奇事：1338年，河南行省一個叫範孟的小官，因為被拖欠了薪水，就一怒拉了幾個小吏合謀。

居然用假傳聖旨的套路，先把河南全省的高官一個個騙進衙門殺掉，然後又假傳聖旨，自封為“河南都元帥”，把身邊大大小小的吏員安排了要職，輕鬆就奪了河南行省的財政兵權

，堂而皇之當起土皇帝。如此雷人一幕，神劇都不敢輕易寫。元朝待官以“寬”，“寬”出一群傻官。

圖為京劇表演藝術家朱世慧先生（圖片來源於網路）

更嚴重的是，別看這幫“統治階層”極傻，卻還極貪。放在撈錢這事兒上，各色方法突破尺度。

比如元末重臣溯思監，直接任命小妾的弟弟負責發行紙幣，家裡缺錢了就立刻開印。另一位重臣桑哥把持尚書省，從此“刑爵為貨而販之”，也就是說，從案件判罪到官職任命，樣樣都可以用錢買。就這樣上樑不正，官員們撈錢近乎強盜，就連緝查腐敗的宣撫使，也多是靠“抓腐敗”撈錢，以元代民謠說：

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就這麼一般黑。

如此腐敗亂象，也是元朝亡國的重要推手。但讓明太祖朱元璋抓狂的是，元朝雖然亡了，可這腐敗流毒依然在。以朱元璋的嘆息說“往往蹈襲胡元之弊”。

明初的官員們學別的慢，學起元朝官員的撈錢花招，卻是一個賽一個快。

加速的腐化，還在明朝開國後“激”出多場農民起義，所以才有了朱元璋“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的一幕。

於是，以“救之以猛”的原則，明初的官場上出現了“官不聊生”的一幕。

除了後人打哆嗦的“官員貪汙六十兩梟首扒皮塞草”的“硬規定”外，每個新任地方官到任，都要領一本《授職到任須知》，任期裡嚴格按這個辦事，辦不到就要被法辦。

另外諸如官員攀親附友、拉幫結派、阿諛奉承等行為，查到了都要嚴辦。所以在明朝初年，官員“一不留神就犯法”是常事，僅洪武九年這一年，因犯法被送到鳳陽勞動改造的官員，就有上萬人之多。

說到這段歷史，今天還有不說“精英”“名流”都哭天抹淚，大罵朱元璋殘暴。但只要看看元朝“寬”出來的鬼樣子，就知朱元璋的“救之以猛”，並不奇怪。

但在朱元璋看來，元朝吏治之“寬”的最大受益者，還不是那些高官顯貴們，相反卻是中國古代官場上極“賤”的一群人：小吏。

中國古代官場，一向有“貴官賤吏”的傳統，作為森嚴衙門“行政人員”的小吏們，

身份不入流，大多更無升遷希望，卻還有人削尖了腦袋往裡鑽，關鍵的原因，就是這“職業”手裡有權。

發展到元代，這群看似低人一等的“行政人員”，算是徹底翻了身：

元朝官員整體素質低下，可日常事務總得有人去辦。於是小吏們就成了受益者，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元朝極“寬”的吏治環境下，不斷興風作浪。

元朝的小吏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前面說起的範孟案就是例子，一群小官小吏簡單造個假，就把河南行省給造淪陷了。放在元代官場上，由於官員們大多草包，大小事務全由小吏負責，比如負責監察腐敗的肅政廉訪司，其主官多是不學無術的權貴，

“查腐敗”的大權就由身邊小吏把持，每次查腐敗都能“吃一圈”，賺得盆滿缽滿。至於地方衙門日常政務，也是“大小事務一切付之於吏”，大元朝，可以說是被小吏蛀空的。

所以也就不奇怪，問什麼某些誕生於元末明初的“古典名著”裡，

只是出身小吏的“及時雨”，竟然能手眼通天，在江湖上呼風喚雨，甚至還霸佔一方，成了梟雄。元朝的小吏，就是這麼大能量。

對於這幫人，朱元璋自然切齒痛恨，當年他還是個農家子弟的時候，正是這些小吏們層層扒皮，吃光了多少農民的活命錢糧。

而登上皇位後的朱元璋，更曾被這群“行政人員”嚇著。明初許多州縣的行政，都被地方小吏把持，朱元璋換了幾撥官員，竟是來一個架空一個

。江蘇常熟縣的小吏沈尚，把持當地大權多年，竟然直接在縣衙公堂上，把常熟縣令摁住暴打。蘇州小吏朱升，可不止敢打堂官，居然連朱元璋派來的欽差，都是連欽差帶旗軍一起打……

面對如此情景，朱元璋曾有過一段感嘆：

“蒙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三年矣。無志之徒。竊效而為之，雖朕竭語言，盡心力，終歲不能化矣，嗚呼艱哉。

”如果國家不能把這幫“行政人員”治理好，前途簡直是“艱哉”。

於是，也就有了好些後人津津樂道的，明初“全民抓吏”的一幕：

只要大明子民頭頂《大誥》，就有權將犯法小吏抓捕，押送到京城來問罪。

勇敢抓捕犯法小吏的農民陳壽六，還得到了朱元璋的表彰。而在這“全民抓吏”的背後，明王朝對於官府吏員的選拔、考評都做了嚴格規定。甚至小吏擅自下鄉，都有可能被問罪，這些元末耀武揚威的“行政人員”，在明初迎來了比“官老爺”還苦的歲月……

但是，就是在這“官不聊生”“吏不聊生”的統治下，開國時滿目瘡痍的明王朝，不到三十年就實現了國家振興

：明朝糧棉等農作物的產值，遠遠甩開宋元最高水平。一片廢墟上立國的明王朝，實現了“宇內富庶”的洪武盛世。而曾經一片染缸的吏治，也從明初起“吏治澄清者百餘年”。這輝煌業績，正來自朱元璋對元朝“寬”的反思，來自“救之以猛”的鐵腕，更留給後人一個永恆的真諦——

強國先治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