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院裡的那些事兒（三）

作者：天馬

父親在我面前還應該有一個稱謂

——我家小院裡的那些事兒（三）

“紅燈籠”講的是四歲第一次留下記憶的事兒，“舉家東遷”講的是五歲的事兒，這樣推下來今天就該良六歲的事兒了。我小學是八歲上學，六七歲正是學齡前，那個年代農村沒有幼兒園，更談不上“學前班”，就農村孩子來說，我進入學習狀態是比較早的，準確地說就是從六歲開始。

說父親在我面前還應該有一個稱謂，那該是什麼呢？是老師，是我學習剛入門兒的啟蒙老師。儘管那麼多年從未叫過，但在我的心目中，父親確是我名副其實的恩師。因為父親在私塾先生那裡學過“兩年零一冬”的私塾，所以教個“學齡前”還是綽綽有餘的。

我毛歲六七歲，應該是五八年、五九年那個樣子，那個時候農村生產隊裡實行辦“掃盲夜校”，父親“兩年零一冬”的學歷，在他們那茬人來說，文化算是最高的，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是一個大字不識的“文盲”。“夜校”一週要開兩三個晚上的課，學習內容主要是漢字、漢語拼音，還有簡單的加減乘除法。父親對孩子的學習格外重視，對我這個他寄予無限希望的老兒子，他當然就更“上心”了，於是我就成了生產隊夜校的“插班生”，每天晚上父親去“夜校”就一定要把我帶上，晚上學完再把我帶回家。當時，我雖然是個“插班生”，可跟那些一個大字不識的成年人比，腦子比他們靈活得多、聰明得多，再加上父親給我吃點“小灶”，我的學習在“掃盲班”裡絕對是名列前茅的。

有幾年，父親在隊上還掛著“政治隊長”的頭銜，這樣就用不著跟那些社員一樣幹“上趟子”活，這樣他白天也可以抽出一些時間，把我的那些發小兒集中起來，辦個“學前班”，學習的內容跟生產隊裡的“掃盲班”差不多，考慮到孩子們入學後的需要，父親著重強化了學習漢字和漢語拼音。我到今天都納悶兒，父親的漢語拼音是從哪裡學來的，即使他讀過“兩年零一冬”的私塾，那還是在舊社會，漢語拼音則是國家解放後推行漢字改革才推出來的。然而，父親不但懂漢語拼音，而且基本功非常紮實，什麼聲母、韻母，拼法，他都搞得滾瓜爛熟，估計當時他還有自學的門路。

父親教書，懂得什麼叫“審時度勢”，對生產隊那些社員他要求就鬆一些，大家學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在他的思維裡，那只是“掃盲”而已。對我們這幫“小崽子”可就不一樣啦，那他絕對夠得上是“嚴師”，上課的時候很少看到他的笑臉，有人不好好聽講，或是違反紀律的，他就像過去私塾先生一樣打手板的。

我們這個“學前班”有十多個“學生”，我雖說是他的親兒子，可他對我也從不“客氣”，學得不好或是違紀了，照打“手板”沒商量，儘管我沒有作過統計，估計在那期間我被打“手板”的次數一定是最多的。捱打歸捱打，我捫心自問，在父親面前，我不一定夠得上是個“好兒子”，但我絕對是個“好學生”，上課認真聽講，課堂上做到規規矩矩，絕不“亂說亂動”，有時候挨父親“手板”，我明知道父親是為了“整頓”“班級”，為的是給別人看，我只是一個“無辜者”，我也能夠做到“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假如我們那個“學前班”也正式巴景搞評比的話，那我一定夠得上一個當之無愧的“三好學生”。

在“掃盲班”、“學前班”，我是父親的學生，回到家裡，父親既是我的“嚴父”，又是我的“嚴師”，每天都要給我留好多的作業，他在我的學習上從來不“耍官僚”，對所有作業都是有佈置、有檢查，除了要看作得對錯，還要審查字寫得規不規矩、作業作得是否規範，並且時常用“優秀”、“良好”、“及格”來為我作出鑑定。

父親在家裡為我準備一張小黑板，讓我用來練粉筆字，黑板上每天必須有更新，父親下工回到家裡一定是要檢查的，偶爾還會評論一下寫得好賴。這種學習方式整整持續了兩年，一直到我上學為止。其實，那個時候我還是不大懂學校的規矩，我上學當時完全可以直接上二年級，文理兩科絕對具備二年級的水平。特別是粉筆字的“板書”，那絕對是“巴巴地”，還有漢字和漢語拼音，我學得都是十分紮實的，包括到現在自己用手機，都很習慣使用拼音輸入法，熟練程度當在“高等”水平之上，這都是父親為我打下的堅實基礎。

回想起來，父親在我學習方面，積極為我創造良好的學習條件，還想辦法利用自己的條件和能力，為我開設“學前班”，在我學習問題上可謂是煞費苦心。可惜的是，我沒有像父親所期望的那樣，圓得了自己的大學夢，這雖然有文革特殊時期的客觀原因，但當我想起父親為我所做的一切，當我認真思索父親在我身上所花費的心思，仍然還是不能原諒自己，總覺得自己的一生愧對了父親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