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與公共空間：歐洲古典文化的“下移”

閱讀文化的興起，則打破了這一創作上的桎梏，使作者能創造更豐滿的個性化角色。另一方面，識字率的普及與史詩的衰落在西歐是同時發生的，但在西西里、波斯尼亞與俄國，文盲和史詩卻並存地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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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芝，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彼得·伯克的《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是文化人類學的代表作，順應了二十世紀社會科學視角下潛，從傳統上著墨最多的統治階級轉向最廣大的底層社會的學術潮流。本書研究內容顧名思義，即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其中所謂近代早期，指的是

1500年前後到1800年前後這一時間段，也就是從宗教改革到民族主義將興未興

。而所謂文化，作者的定義是

“一個由共享的意義、態度和價值觀以及表達或體現它們的符號形式（表演、作品等）所組成的體系”

。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但又不等於生活方式。至於大眾文化，則為非正式的文化，即非精英的文化。

從源頭上來說，大眾文化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在最原始的部落裡，所有人享有同一種文化，

直到出現階級分化，少數識字的精英形成自成一體封閉的文化，大眾文化這個概念才有意義

。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指出，這樣的社會存在兩種文化傳統，一種是受過教育的少數人，在學校或教堂培植起來的“大傳統”，一種是屬於其他人，自生自長，並在文盲充斥的鄉村共同體的生活裡保持自身存續的“小傳統”。

對近代早期的歐洲來說，大傳統包括古典世界的遺產、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和近代的科學、思想革命，小傳統則是民歌和民間故事、神像和雕飾嫁妝櫃、神秘劇和滑稽戲、寬幅書和小歌謠集，其中最重要的還有節日，如聖誕節、狂歡節、五朔節和仲夏日。

不過，本書的作者強調，這個區分一方面失之太窄，雖然近代早期的歐洲，大傳統是對底層民眾封閉的，但上層階級，至少一開始，也有參與和分享小傳統，富人與窮人一起過狂歡節，望彌撒，欣賞民歌，在丹麥和瑞典，16世紀和17世紀的民謠之所以能保留下來，就是因為男女貴族把它寫在自己的手抄本上。

他們是兩棲性、雙重文化的，也是雙語的。人民中的大多數使用本地的方言，上層則使用拉丁語或者本國的一種書面形式的語言說話和寫字，並使用方言作為第二、第三語言。另一方面，又失之過寬，大眾文化內部，又可以分為農村、城鎮、流浪者等，彼此內部又存在頗具差異的小團體，並存在宗教差異和地區差異。任何試圖概括的行為都會是簡單粗暴的，但是限於篇幅，在這裡我們又不得不為之。

簡而言之，在剛邁入近代早期的歐洲，所謂的大眾文化因為高昂的文盲率，不得不

以口述文化為主

，並因為保留了大量的異教色彩，不夠“純潔”，於是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比較世俗化，同時貴族階級並沒有自外於大眾文化，特別是女性貴族，由於相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低，更多地

承擔了引介大眾文化至上層的中介人身份。

但1500年至1800年這一時間段是歐洲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三百年，大眾文化亦不可能獨善其身。隨著歐洲邁進19世紀，與近代早期揮手作別，人們回首往事，發現對這一時期的大眾文化來說，有三個重要變革：

一、

活字印刷術的推廣

，從長遠來看破壞了，或者說改變了傳統的口述文化，但又把大量的口述文化記載了下來，使本書得以從印刷廠發行第一批寬幅書籍和小冊子的時候開始討論。而城鎮的擴充套件、道路的改善和識字率的上升則進一步破壞/改變傳統文化。

二、

宗教改革

在新教與天主教世界不同程度地刺激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不同教派的改革者向古代猶太人的神權共和國迴歸，發誓清除一切中世紀保留下來的異教風俗與節慶，並用嚴格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大眾文化取代之。

三、

集權國家的湧現伴隨著貴族階級的相對衰落

，曾經普遍目不識丁的上層階級為了與平民區別，選擇了優雅的行為舉止和高雅教育背景的演化道路，這導致貴族階級一步步退出大眾文化，到了巴洛克、洛可可時期，上流社會的文化變得精緻的同時矯揉造作，與粗俗但生機勃勃的底層文化判然有別，直到民族主義興起，上層社會方重新擁抱大眾文化。

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攻訐天主教的罪狀之一，便是天主教疏於對信徒靈魂的啟迪和教化，這一抨擊是事實，但並不完全公正：中世紀的天主教會通常更樂於承擔社會慈善和救濟的職能，對信徒能否閱讀《聖經》並理解其教義就顯得不那麼關心，

事實上在活字印刷術普及以前，以手抄本為主的《聖經》是平民難以負擔的物件。

作為替代，教會發展出精美的彩色玻璃藝術，透過教堂玻璃窗上的聖徒事蹟的繪畫，潛移默化影響信徒。當信徒身處幽深陰暗的哥特教堂，透過特意的採光設計使之在高潔嘹亮的聖歌環繞裡，打量四周，覺得其肉身與靈魂與教堂圖案上的諸聖相通時，聽不聽得懂講壇上神甫的拉丁語佈道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對教堂影象藝術的迫切需要，成為羅馬教會熱切贊助文藝復興藝術的重要原因。

而在這樣的社會里，絕大多數人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即使貴族階級也概莫例外，由於政治破碎，戰亂頻仍，沒有成熟的官僚體系，歐洲的上層向馬背王公，而不是文化官僚的角度演化。

於是，不得不發展出了發達的口述文化傳統，畢竟吟遊詩人是不識字的宮廷與底層打發閒暇時間的必需品，由此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麼歐洲史詩藝術會如此旺盛，漢地卻毫無此概念的原因。

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路德與加爾文認為只有《聖經》是一切價值的尺度，因此信徒必須閱讀和理解《聖經》的文字，因為《聖經》是神明的話語，而閱讀《聖經》是直接與神明對話。這一教義，刺激了新教改革家對教育的重視，使其使用大眾的母語而不是拉丁語佈道，用母語《聖經》而不是拉丁語《聖經》。

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又適逢其會，給改革者的理念提供了物質基礎。大航海以後，歐洲經濟普遍的騰飛，也為消滅文盲做出了貢獻，在天主教的法國，男子識字率從有據可查的1690年的29%，提高到1790年的47%，新教的英格蘭男子識字率從1642年的30%，提高到18世紀後半段的60%，而更為成功的蘇格蘭則達到了驚人的70%～80%。

而在論及識字率變化對口述文化的影響前，我們先來回顧歌手、說書人、演員是怎樣在口述文化中創造他們的作品。他們學習的方法是聆聽老一輩的說唱並盡力去模仿，他們學到的東西不是固定的文字，而是各種各樣的格式或主題以及將它們組合起來的規則，歌手們還學會如何去“擴充套件”或“裝飾”基本結構。

因此口述文化存在大量重複的格式與修辭，以方便吟誦者記憶，它所涉及的主題其形象總是固定的，或者相似，以方便聽眾理解。比如說，故事經常以“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開頭，以“他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結尾，同時在民間故事裡巫婆、後母總是惡毒的，騎士總是英勇的，教士則總是腦滿腸肥的。

閱讀文化的興起，則打破了這一創作上的桎梏，使作者能創造更豐滿的個性化角色。

另一方面，識字率的普及與史詩的衰落在西歐是同時發生的，但在西西里、波斯尼亞與俄國，文盲和史詩卻並存地保留下來。同時，書籍的增多雖然使歌手、說書人有了更多表演的曲目，但也使得購買指令碼者不必要去看他們的演出。由於指令碼在印刷品中固定了下來，也限制了表演者即興創作的自由。最後印刷品，也可能推動了表演者與作者之間的分工。

宗教改革對大眾文化的另一影響，便是原教旨主義者對異教文化的剔除。天主教的傳教方式普遍比較靈活，允許傳教地區的文化保留下來，放到今天，天主教對中國信徒祭拜祖先的態度就要比新教寬鬆許多。另一方面，識字率低下造成普通民眾對是否符合教義呈漠不關心的態度。

因此，邁出中世紀，進入近代早期的歐洲社會，充滿了大量的異教殘餘，以至於某種程度上顯得很“世俗化”。基督教內部的原教旨主義者對此非常不滿，特別是羅馬教會對文藝復興的踴躍支援，被北歐的保守派視為希臘羅馬的異教遺產正腐蝕純潔的基督教會，路德裂教後，南北歐分道揚鑣，歐洲步入了充滿宗教戰爭與獵巫運動的狂熱年代。

需要注意的是，並不是只有新教主張改革，為了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也湧現了大量有組織的改革者以應對新教徒的挑戰，時代氛圍也促使他們去清除教會內部被視為“迷信”、“淫穢”和“卑劣”的事物。問題在於，天主教內的改革者要在兩條不同的陣線作戰：一方面反對試圖進行過分改革的新教徒，另一方面又要反對不道德的行為和迷信。這導致他們經常出現左右為難，兩面不是人的情況。

另一方面，改革派針對的不只是大眾文化，事實上他們反對的是所有的不合正統的文化，只是大眾文化不可避免的首當其衝。對大眾文化的攻擊，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神學的觀點，許多大眾習俗比如五朔節的花柱、狂歡節的遊行，遭到厭惡的原因如前所述是由於其乃異教的殘餘，在他們看來習俗這個詞的原意就是“迷信”。許多新教徒甚至將天主教的正式習俗，比如聖母和聖徒崇拜，視作多神教崇拜的遺蹟。而對巫術的攻擊，使這一時期充滿了狂熱的獵巫運動，與大眾印象相反，在中世紀這一行為反而很少見。

另有一些大眾文化被攻擊，是因為它們褻瀆神聖，非禮不敬，對上帝態度不夠嚴肅，這包括以滑稽劇的形式佈道，在愚人節那天選舉一個男孩為主教或修道院長，在工匠行會入會儀式上模仿洗禮，把水倒在新加入會員頭上等等。改革者對戲劇的態度尤為嫌惡，或是認為戲劇充滿不適宜的內容，或是認為道德敗壞的戲劇演員不配扮演聖徒。

道德是大眾文化被抨擊的另一方面，戲劇和歌曲，特別是舞蹈，被譴責為燃起了危險的激情，引誘通姦。節日被視為縱容罪惡的場所，具體而言就是縱容酗酒、暴食、縱慾，鼓勵性慾和惡魔。五朔節的花柱，被虔誠派指摘為陰莖的象徵。

除了指責舞蹈、戲劇不夠體面以外，人們還認為遊戲和節日是暴力的場所，攻擊球賽是謀殺性的比賽，譴責訓熊與鬥牛過於殘忍，批評大眾歌曲過多的將無法無天之徒當做英雄來頌揚。更有甚者認為娛樂毫無用處，人們只會浪費時間和金錢而使上帝不悅——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倫理，並非韋伯所說的新教專屬，在天主教統治的白學堡、慕尼黑和米蘭也能找到。

只是一般而言，

天主教的改革意在改造大眾文化，而新教的改革意在取消大眾文化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新教都如此激進，路德對大眾文化懷有一定的同情，但加爾文的態度就無比嚴苛了。他的門徒裡有一支非常有名，那就是發誓清除英國國教中一切天主教殘餘，以古代猶太人為模板建立神權共和國的清教徒。1640年的英國革命又被稱作清教革命，其失敗之重要原因是，清教徒上臺後的政策對大眾娛樂之敵視，移風易俗之過於徹底和嚴酷，以至於人們忍不住懷念國王統治的日子。

當然虔誠派，限於篇幅我們這裡只論述新教徒，知道如果不能提供大眾娛樂的替代品，他們的改革是無法成功的。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國語《聖經》的出爐，對相關國家的語言和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雖然因為書籍的昂貴，並不是所有新教徒都能擁有《聖經》，但新教依舊創造了有別天主教影象文化的文字文化，誦讀《聖經》是加爾文和路德教派禮拜儀式中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加爾文教派，他們的教堂牆壁被刷的雪白，只有少量的蘊含道德勸誡之意的形象標誌。在既信奉路德又信奉加爾文的地方，教堂通常是用《聖經》的文字裝飾。由於高識字率，新教地區有更多針對神學爭議的閱讀量，而在宗教熱情退潮後，自然而然地轉為針對世俗文化的閱讀量。

其次是教理問答和讚美歌，教理問答是以問答的形式介紹宗教信條基礎知識的冊子，被稱作平民百姓的《聖經》，有助於大眾刪繁就簡理解教義。新教是佈道文化，一次佈道通常持續幾個小時，牧師的佈道在當時同時起到了政治評論、脫口秀和教理問答的功能。普通新教徒也許很喜歡聽讚美歌，因為他們可以跟著唱和，在他們的生活中，讚美歌無所不至，包括戰場、葬禮、婚禮、宴會甚至夢裡。以至於在19世紀的法國採集民歌時，在塞文山區居然連一首民歌也找不到。在當地傳統的胡格諾派文化裡，讚美歌接替了民歌的功能，甚至把讚美歌當作搖籃曲來使用。

音樂在新教文化裡也有一席之地，巴赫的宗教音樂就來自路德派的大眾文化。有趣的是，路德的聖歌經常以民歌為模板，並借用民歌的曲調，而在此之前的民歌，也有以聖歌為模板並使用聖歌的曲調。儀式、戲劇、畫像雖然曾經被拿來諷刺羅馬教會，但隨著功能的完成、人們識字率的提高，以及更嚴厲的改革者施加的壓力，逐漸失去了作用。

隨著歐洲宗教熱情的退潮，虔誠派的改革算是以失敗而告終，並導致了預料之外的成果。用作者的話說，擴大了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分裂，改革者們並不想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單獨的和純潔化了的文化。他們希望去接近民眾，把每個人都團結在自己周圍。然而事與願違，

這場改革比較迅速而徹底地影響到了受過教育的少數人，而對其他民眾的影響卻沒有那麼迅速和徹底，因而把少數人與大眾傳統越來越明顯地撕裂開來。

在剛邁入近代早期的歐洲，受過教育的上層階級尚集體地參與大眾文化：舊式的教區牧師在節日時會戴著面具在教堂跳舞，並在佈道壇上開玩笑。一些由街頭演員組織的社團則會有貴族的加入，在佛羅倫薩，像偉大的洛倫佐與馬基雅維利都為狂歡節寫作過歌曲與劇本，納瓦爾的瑪格麗特公主則是一部法國神秘劇的作者。

但宗教改革導致新式牧師接受更好的教育、社會提高的同時，與教眾們開始有意識地拉開了距離，而文藝復興文化則促使原本粗鄙無文的軍事貴族採取了更優雅的禮儀，學習如何自我約束，擺出一副諱莫如深的樣子，培養品味，舉止莊重，彷彿在跳一種正規的舞蹈。有關舞蹈的論著成倍增加，宮廷舞和鄉村舞分道揚鑣，貴族們不再和僕人一道在大廳進餐，而是退入單獨的餐廳。倫巴第的貴族不再像過去那樣經常與農民摔跤，西班牙的貴族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當眾殺牛。貴族們開始學習如何按照正式的規則“正確地”說話和寫字，不再使用工匠和農民使用的技術詞彙和方言詞彙。

隨著絕對主義國家的興起和貴族軍事角色的衰落，不得不尋找其他方式來證明手中特權的合理性：必須顯示出他們的與眾不同，貴族的文雅舉止被那些冒充貴族的官員、律師和商人模仿，這些群體於是逐漸並徹底地從大眾文化退了出來。到了18世紀上層階級不再參與大眾節日，並拋棄了大眾的世界觀，科學理性的時代氛圍，使得他們不再認真看待預言和巫術的價值，曾經在前兩個世紀狂熱的獵巫運動，逐漸銷聲匿跡。

新的文學規範誕生，在法國，七星詩社的詩人拋棄了迴旋體、三節聯韻詩和兩韻短詩等民間文學的形式，用更加接近古典規範的東西來取代。舊式的騎士故事過時了，只有下等人還在看，新型的貴族英雄不再那麼感情衝動，卻有更強的自我控制力。在英國，普騰漢的《英國詩歌藝術》明確地把“粗俗的詩歌”

（從秘魯的印第安人歌曲到傳統的英國民謠的所有詩歌都包括在內）

和“人造詩歌”區分開來。前者靠“天性”創作，而後者是受過教育的人創作的。他無疑熱愛前者，因為“人造”一詞在當時是褒義詞。

英法的貴族和鄉紳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並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停留在巴黎、倫敦，以觀察宮廷的舉止。他們在大城市裡的生活，使之逐步切斷了與佃戶的聯絡——法國貴族將在大革命時對之後悔莫及——在他們自己的莊園裡，他們不再在大廳款待佃戶，而這種大廳過去是吟遊詩人和滑稽小丑們表演的傳統場所。

至於歐洲的北部和東部地區，上層階級從大眾文化的退出看來比英法晚很多，越往東走，這一變化發生的越晚，俄國貴族可能是歐洲最後一批放棄大眾傳統的人，雖然他們以講法語為榮，以說俄語為恥，相當西化，但貴族家庭裡依然豢養著侏儒和小丑，貴族婦女依然和農民一樣崇拜聖像，喜歡能像小丑一樣表演的牧師。

雖然如此，貴族們退出大眾文化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作者指出，正是因為兩種文化的差距逐漸擴大了，受過教育的人才開始把大眾歌謠、信仰和節日看作是異乎尋常的，離奇的和吸引人的東西，認為值得將它們收集和記錄下來。

於是18世紀後期，

歐洲的文化界開始出現收集民間歌謠、藝術的運動，這一運動隨著大革命與拿破崙計程車兵蹂躪各國，激起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變得更加壯大，各國的文人紛紛轉而崇拜民間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和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對抗法蘭西帝國的普世主義

。民族國家就此登場，時間就此翻頁，我們離開了近代早期，來到了當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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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