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認為，進口關稅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農業救濟形式

引言

大蕭條引發了一場有利於民主黨的重大政治調整，而民主黨則給美國貿易政策帶來了歷史性轉變。1934年，應羅斯福政府的要求，國會頒佈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案》，授權總統在美國與其他國家談判達成的貿易協定中下調進口關稅。《互惠貿易協定法案》賦予了行政部門前所未有的權力，改變了貿易政策的制定程序，並使進口關稅進入下行通道。

美國為什麼在國會於1930年透過《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實施高關稅後才短短几年就出現這種徹底的轉變。

赫伯特·胡佛總統應對大蕭條的策略是1932年總統大選的核心議題。雖然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限制公共工程支出、出臺新的聯邦救濟計劃以及建立復興金融公司提供貸款，但胡佛的政策並沒能緩解美國的經濟危機。貨幣緊縮一直持續至1933年第一季度，在此期間生產持續下滑，失業率也不斷攀升。由於《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引發的持續爭議以及這部法案對全球經濟災難的推波助瀾，競選活動對兩黨在貿易政策方面的差異投入了一些關注。

胡佛與共和黨人為近來的關稅上調辯護，並以美國經濟形勢黯淡為由，強烈反對下調進口關稅。他們甚至表示，要想抵消外幣相對於美元的貶值，必須進一步提高關稅，尤其在英國和英鎊集團國家於1931年9月退出金本位之後更是如此。共和黨競選政綱重申，該黨“一直是美國保護性關稅制度的堅定支持者。本黨認為，根據該政策建立起來的本土市場是全球最大且最富有的市場，這一市場首先應當屬於美國農業、工業和勞動力。

沒有任何理由將這個市場交由將會摧毀我國農場、礦山和工廠並降低我國工人現有生活水平的競爭”。

與此同時，民主黨人又分成了高關稅派和低關稅派，這種劃分主要體現在地域上。由1928年的總統候選人阿爾弗雷德·史密斯和黨主席約翰·雅各布·拉斯科布領導的北方派系控制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並試圖在民主黨的競選政綱中加入高關稅立場。

很顯然，拉斯科布接受當時的現狀，並表示民主黨不應該下調關稅，因為這可能傷及工業生產商。這一態度令該黨強烈反對《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的南方派系深感失望

。在田納西州資深政治家科德爾·赫爾的領導下，南方派系仍然支援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下調關稅的目標，並認為如果這樣做能扭轉美國出口所受破壞的話，就更應該採取這一措施。

這一派堅持認為，民主黨應當有自己的立場，因為“兩個政黨在關稅和貿易政策方面不應當僅僅有一些雞毛蒜皮般的分歧”。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貿易政策上的立場並不十分明朗，但他反對史密斯和拉斯科布以一種與民主黨南方派系產生隔閡的方式修改競選政綱。

最後，民主黨競選政綱做出瞭如下表述：“我們譴責《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該法案過高的稅率招致了四十多個國家的報復行動，造成國際經濟對立，破壞國際貿易，驅使我們的工廠進入外國，剝奪了美國農民的國外市場並提高了生產成本。”

不過折中後的措辭也沒有呼籲下調關稅，而是提議“採取具有競爭性的收入性關稅，設立一個不受行政干預的事實調查關稅委員會，與其他國家簽訂互惠關稅協定，並舉辦國際經濟會議以恢復國際貿易和促進交流”。羅斯福在形成自身的立場時收到了大量建議。雷蒙德·莫利是羅斯福的親密顧問之一，也是他的智囊團成員，負責起草關於關稅問題的主要競選演說。

莫利回憶說，“競選過程中沒有哪場演說像這一場如此叫人頭疼”，因為關稅政策是“導致民主黨出現長期不和的根源所在”。

演說的起草過程是羅斯福陣營內部“衝突與妥協”的過程，因為羅斯福和他的顧問想讓黨內的各個選區都感到滿意

。羅斯福先是收到了美國糖漿公司總裁查爾斯·陶西格提議的草案，他是弗蘭克·陶西格的侄子，也是科德爾·赫爾和羅斯福競選團隊的中間人。赫爾-陶西格草案將經濟衰退歸咎於高關稅，並主張減稅10%。其他顧問則認為，在大蕭條時期，這樣的舉動根本沒有政治可行性。曾在20世紀20年代支援過農產品平價理念的休·約翰遜認為，貿易限制已在全球蔓延，因此無法確保單方面的關稅削減會對貿易產生有利影響或改善經濟。

約翰遜準備了另一份草案，主張與外國進行雙邊關稅談判，逐步重新開放世界貿易渠道。約翰遜寫道：“我謹在此提議，我們與每個商業大國分別坐下來展開單獨談判，讓這些國家重新對我們的農業和工業盈餘產品開放市場。”

此時，科羅拉多州民主黨參議員兼關稅委員會前成員愛德華·科斯蒂根建議將赫爾-陶西格和約翰遜的草案相結合，而且儘量做到含糊其詞，從而保留最大限度的靈活空間。

羅斯福採納了這一建議，在1932年9月指示莫利“將兩者合而為一”。

莫利對此簡直無言以對，因為這兩份草案看似完全矛盾：一份呼籲單邊削減關稅，另一份則呼籲與貿易伙伴展開談判。他的困難處境很快就變得更為複雜，因為有訊息傳到競選團隊，稱“西部和中西部地區會立馬對橫向關稅提案做出毀滅性的反應”。莫利瞭解到：“那些地區強烈要求提高某些商品的關稅！”羅斯福隨後開始向西部各州傾向徵稅的國會議員徵求建議。

蒙大拿州民主黨眾議員托馬斯·沃爾什接手了起草工作，放棄了根據赫爾的想法而起草的稿件，開始編輯約翰遜提出的開展關稅談判的草案。

據莫利回憶：我們向羅斯福展示了最終成品。他重新調整了一下並做了一些補充，然後，在送走速記員後，他快活地衝我笑了笑：“看！看到了吧？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難。”

我承認，如果我事先知道他基本上會完全無視赫爾一派的意見，只是用“《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過高’的關稅率必須下調”這樣的說辭給他們一些安慰而已，那我也不會認為這件事很難辦。

他說：“但你不明白，這次演說是自由貿易者和保護主義者的相互妥協。”而且他沒有開玩笑的意思！

莫利總結說，羅斯福其實接受了史密斯拉斯科布的觀點，即贊成維持現狀，同時放棄了民主黨一貫支援的立場，即“以財政收入為唯一目的的關稅”，選擇了“談判關稅”。

莫利總結：“在關稅問題上長達七年的逃避和誤解由此而開始。不過對於政治學的學生來說，這個過程很有啟發性。”智囊團的另一名成員雷克斯福德·圖格威爾對羅斯福的含糊其詞則有著較為溫和的看法，他認為“羅斯福無疑只是視之為一種必要的手段，以迴避一個他不願意在競選期間亮明立場的問題，我以前曾經說過，這一規則好像也適用於其他問題”。

羅斯福於1932年9月在艾奧瓦州蘇城發表了關稅演講。他指責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摧毀了美國對外貿易並表示該法案“過高的稅率”必須“下調”。

羅斯福認為，由於大多數美國農民都是出口方，因此進口關稅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農業救濟形式，而且還招致外國的報復行動，導致面向美國盈餘農產品的外國市場出現縮減。

他建議舉辦一次國際會議，透過“美國佬式討價還價”降低全球關稅。

結語

用羅斯福的話來說：“民主黨的關稅政策主要是與各個國家展開貿易協定談判，允許他們向我們出售貨物，作為交換，他們也會允許我們向他們出售我們生產的貨物和農產品。”

他承諾這一過程不會給美國任何產業造成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