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將人類社會當作“生物體”，來理解600萬年的進化

歷史常常能幫助我們預見乃至開創未來——這一點，中國人向來是深信不疑的，自古所說的“以史為鑑”，通常無非是指“從過往經驗中吸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並更好地改進做事方式”。不過，這種傳統史觀偏重人事政治，且往往與一種迴圈時間觀聯絡在一起，也就是說，前人的經驗之所以還能指導未來的實踐，前提是每一代人都面臨差不多的問題與挑戰。線上性進步的現代信念興起之後，很多人都不再相信這一點，因為我們所遇到的難題是父母那一輩的經驗難以應對的。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不再被視為智慧的源泉，最多也只是一堆有趣的舊聞。

然而歷史真的沒用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確實，歷史已很難對人們的生活實踐給出具體指導（“遇到辦公室政治我該怎麼辦”），也不能對未來作出“事件預報”（“下一屆美國總統會是誰”），但可以幫助我們在理解過去的基礎上，作出可能的“趨勢預測”（“人工智慧技術將獲得更大發展”）。中國人讀歷史的興趣常常是第一種，甚至可以從《萬曆十五年》中讀出各種官場哲學，但第三種才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具有真正意義——就像天氣預報的衛星雲圖和股票市場的交易記錄一樣，如果任何“預測”都是基於過往資料的分析得出的趨勢判斷，那麼歷史在此就是人類社會所積累下來的最重要“資料”，哪怕是看上去“突變”的創新變革，也不可能無跡可循。

正因此，當考古學家們說“研究過去是為了理解未來”時，不應被視為一句空話。不過，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凱利（Robert L。 Kelly）發現，現代學術體制使他的同行們大多忙於“研究過去”，而很少真的致力於“理解未來”。這就是為什麼他想以一個考古學家的身份，從600萬年的時間尺度（這是迄今為止可追尋的全部現代人歷史）來理解人類社會的可能性。在《第五次開始》的前言中他說得明白：“我想理解過去，這樣就能幫助創造未來。我想，這有點兒類似將為人父者的心情：我們關心孩子們將要生活的世界。”

所謂“創造”，無非是指“如何從無到有”，但像雅典娜這樣誕生之初便全副武裝跳出來的畢竟是神話，多數“創造”其實是舊元素的新組合。再複雜的生物體，也都是細胞根據生物學規則和精確的結構組成的；按進化論的觀點，細胞組織的變異積累觸及臨界點時，就會產生出全新的物種。羅伯特凱利將人類社會組織演化過程中的這種臨界點稱為“開始”（beginning），認為600萬年來人類經歷了技術、文化、農業和政治組織“國家”的誕生這四個“開始”，而我們眼下正面臨著“第五次開始”。

這樣拉長時段來看有一個重要好處，就是能發現一些在短期內無法察覺的趨勢性變化。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證明的，很多在後來造成重大差別的變異，起初都是微不足道的，必須經歷若干代的積累，才能透過環境的選擇機制留存下來，其時間之長超出了單個生物的生命長度。若說人類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那便是我們可以透過學習來適應環境的變動，並積累遠超出個體生命長度的知識。克羅斯比在《生態擴張主義》一書中指出，猛獁等巨獸之所以滅絕，不僅在於它們不習慣人類襲擊，還在於動物“不是透過個體經驗而是透過遺傳方式來躲避危險”，而人類獵人殺死它們的速度太快，它們還無法透過代際遺傳進化出這樣一種本能。這話如果反過來理解，那也意味著人類積累的知識相比起遺傳機制，大大加快了我們這種生物的進化速度。

這實際上是將人類社會本身看作了一個“生物體”來理解其“進化”過程。這種進化從一開始就與動物那種依靠遺傳選擇的機制不同，而更多依靠個體經驗的積累、傳播、交流、學習，這意味著，社會組織在促進人類快速進化上功不可沒——否則每個人單靠自己摸索，很難了解不同選擇在收益上有何差異。發明石器、加工食物、對火的運用這“第一個開始”，對人類進化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不可低估，但更重要的事實在於，人類能夠透過語言、文化和文字，將這些知識經驗跨時空傳播。如果每個人是一個神經元細胞，那麼人類正是透過社會組織這個“神經關聯”將自身組成了一個整體的“大腦”，並由於認知流動性而促成了進化上的大躍進。歸根結底，人類創造的基礎在於自身的社會性：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整體的創造力來自社會，能加速知識流動和進化的語言、文化都是社會性習得的，而語言、文化本身又是強化合作的低成本方式。

這樣，世界各族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不同組織形態之間的競爭：哪些文化更能促進群體合作、藉助農業發展出大型社會組織，並最終以“國家”的形態更有效地汲取能量？不過在此值得補充的是：文化和政治組織固然促成了人類社會更有效地集聚能量，但歷史也一再表明，到一定程度之後，它們往往又會成為往更高程度變革的頑固阻礙。因為在幾乎所有傳統社會中，社會、文化和政治組織既是群體有效利用資源的手段，又是其最終目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抹消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差別。

近幾百年來的變革之所以加速，不僅僅是由於國家能力的提升或資訊流動加快，更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現代社會比任何時代都更有意識地促進變革。自從人類打造第一個石器以來，就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簡單道理：經驗的積累促進了技術的變革，而革新的技術所帶來的收益又會反過來激勵人類去想新辦法；然而，在“老辦法”很好用，或“新辦法”風險大且收益不確定或很小時，很少有人會去冒險嘗試。《發現的時代：21世紀風險指南》一書同樣以大時間跨度（只不過該書是數百年而非600萬年）的發現召喚人們“在某個風險最高的時刻競爭未來”，不過它強調：天才人數在世界各地的比例可能都是恆定的，因而真正起作用的是“集體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說，一個社會思想流動越快，就越可能出現新的、豐富的觀念組合，但要促成這種“集體天才”的繁盛，重要條件之一是社會對冒險創新行為的慷慨激勵和回報。沒有這些，變革不會自動從天而降。

在《第五次開始》中，凱利的論調是相當樂觀的。他相信全球相互關聯和高速資訊交換正在創造全新的未來，這不僅僅是指某些新科技，還包括社會組織自身的進化，並且深信我們正處在變革的門口。他這麼說當然也旨在“召喚行動”，一起來開創某個更好的未來，然而，這也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變革”和“未來”。事實上，正如有人嘲諷的，每一代人差不多都會有一種錯覺，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正是歷史轉折點。當然，長遠來看，人類歷史的線性進化是顯而易見的事，短時期的停滯倒退並不影響長時段的趨勢，似乎人類的進化自從直立行走之後就是不可逆轉的。不過，我們這個物種畢竟還只有600萬年的歷史，恐龍在滅絕前夕統治地球時，它們肯定也覺得自己進化得相當成功。在此我們或許可以把那句西方諺語倒轉來說：現實是，“看得長遠，必然樂觀；目光拉近，不免悲觀”。

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很多變革的收益是不確定的，或說對其收益的評估本身隨不同文化價值觀、時間的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近代歐洲社會比中國更早地實現了現代化：因為在歐洲當時列國競爭的局勢之下，一種創新總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而不易被撲滅，在A國不被接受卻在B國大獲成功的事多得是。然而，很多鼓吹變革者往往略過不提的一點是：任何變革其實都是有代價的，就像人類直立行走固然收益超過成本，但成本還是有的：包括椎間盤突出等一系列疾病，都是因為人類的脊椎和骨盆原為四足運動設計，而我們卻改成了直立行走。同樣的，國家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迫與貧窮，如果要說“收益”與“成本”，那就得問這是誰的收益，又是什麼成本、由誰來承擔。我們當然要看進步，但也要清楚自己都付出了什麼代價。

更難的是，我們在啟動變革時，往往並不清楚將會有多大收益、得付出多大代價。這也是《第五次開始》中著重強調的，“進化常常是為了讓我們在某個方面盡善盡美，但是在實現過程中，我們成為完全不同的事物”。總體上來說，人類社會確實變得更好了，但不可否認，有時這種“完全不同”也意味著恐怖的後果。換言之，創新變革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常常會造成事先完全無法預料的結果。很多現代科幻小說和反烏托邦小說都描繪了一個陰鬱的未來（最著名的大概就是“人類將被機器人統治”這一橋段了），說到底無非就是對這種“進化失控”的擔憂。觀察人類從600多萬年前走向未來的歷程

棘手之處在於：如果我們為了特定的後果去施加限制，那勢必會阻礙創新。《失控：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中就強烈主張：技術要充分發展就必須放棄人類的全面控制，進化的代價就是失控。我們也許看到了“第五次開始”，但沒人知道“第五次結果”會是什麼樣。這確實很難，但有一點是歷史曾告訴我們的：害怕結果並不能避免結果，當時不能接受的創新，未必下一代也不能接受。說實話，如果我們穿著獸皮的祖先穿越到現在，看到21世紀的場景，我們也不確定他們是會欣喜還是恐懼；那反過來說，我們也不必因為對某個未來的可能感到不安就去阻止它。新事物並不以我們預想的方式出現，並且最終，我們還是會有辦法與之共處，這本身也是人類進化出來的最重要能力之一吧。

《第五次開始：600萬年的人類歷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

［美］羅伯特L。凱利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