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大變局下中國工業化戰略抉擇

面對中國工業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及中國工業化程序面臨的“去工業化”趨勢、全球化大變局和新工業革命的重大挑戰，深化中國工業化面臨著新的工業化戰略的選擇：即我國需要推動工業化戰略從高速工業化向高質量工業化轉型。

解盤年中經濟·智說（5）

黃群慧

當今世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濟形勢波譎雲詭，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最佳化經濟結構、轉化經濟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依然還十分突出，深化工業化面臨著巨大的新挑戰，中國工業化戰略也面臨著從高速工業化向高質量工業化的轉變。

“去工業化”趨勢的挑戰

發達國家工業化經驗是製造業就業人數和人均收入呈現“倒U型”的關係，隨著工業化程序推進，人均收入不斷提升，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製造業就業佔比和增加值佔比就會下降。20世紀60年代以後，工業化國家制造業就業人數總體約減少了2500萬個崗位，歐盟國家制造業就業至少減少了三分之一，製造業和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增加值佔比逐步降低，這被認為是“去工業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後發國家相對於早期工業化國家而言，會呈現出在更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現“去工業化”的典型特徵事實。如果說當一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製造業所帶來的創新溢位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外匯儲備效應都已經得到充分體現，服務業效率提高能夠承擔支援經濟增長的引擎，此時製造業佔比降低被認為是“成熟去工業化”。反之，則是“過早去工業化”。如果說存在相對於“成熟去工業化”一段時期製造業佔比下降速度過快，這可以被認為是“過快去工業化”。“過早去工業化”或者“過快去工業化”，取代製造業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產率、低貿易度型別的服務業，這些服務業無法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來替代製造業，無法保證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這極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十三五”期間，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已從2015年的29。3%下降到2018年的27。6%，同期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從42。2%提高到46。3%。第四次經濟普查的結果顯示，2018年法人單位和個體戶工業企業從業人員13195萬人，比2013年末下降11。96%，而製造業從業人員減少了1344萬人，佔工業從業人員淨減少量的75%。雖然第二產業和工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提高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我國工業比重的下降既有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作用，也有經濟“脫實向虛”的不利影響，呈現一種“過快去工業化”傾向。

基於國際上的經驗，多數文獻基本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過早去工業化”以及“過快去工業化”問題，而近些年中國經濟“脫實向虛”問題日趨嚴重也強化了對此的判斷。課題組具體選取了全國2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的城鎮單位從業人員佔比從2010年到2017年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結果表明，70個地級市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的城市出現了“成熟去工業化”的現象，69個地級市轄區人均GDP未達到10000美元的城市出現了“過早去工業化”的趨勢。

我國作為一個還未全面實現工業化、處於工業化程序中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的發展，避免“脫實向虛”，並將製造業比重穩定在一個合適水平。中國人均GDP為1萬美元的發展水平並參照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制定的25%的目標以及韓國接近28%製造業比重，在2025年之前的整個“十四五”期間，中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應保持在大約30%的水平為宜，到2030年之後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比至少應保持在25%以上。

全球化大變局的挑戰

中國工業化程序與經濟全球化程序密切相關，中國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深度參與了全球製造業價值鏈分工，在促進自身工業化程序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經濟全球化程序作出了重要貢獻，積極推進了全球包容可持續工業化程序。2009年，中國製造業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與2005年相比，我國在全球製造業增加值中的佔比提高了13。2個百分點，比重翻了一番有餘，而所有工業化國家則下降了14。3%。在國際標準產業分類22個製造業行業中，中國有14個行業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7個行業居世界第二，1個行業居世界第五，有些行業的增加值遙遙領先於第二位的國家。

伴隨著中國製造業的崛起，全球化也出現了一些大變局，全球價值鏈出現了重大結構性調整趨勢。基於合作、互惠、協商的多邊主義全球治理規則正在受到侵害，多邊主義貿易體系正在受到嚴重挑戰，WTO的效率和權威性受到極大影響；以美國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的勢力正在增強。

OECD的一項最新研究指出，雖然迴流尚未取代外包成為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主導正規化，但越來越多的製造業新增投資流向了發達國家。同時，儘管全球價值鏈的總體參與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卻大幅下降。2000—2010年，發達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平均增速達到11%，2010—2017年急劇滑落為1%，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增速則由13%降至3%。隨著全球價值鏈擴張態勢逐步停滯，區域價值鏈分工作用日益凸顯，也正在重塑國際生產和貿易體系，區域內“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談判日益增多。

但有經濟學者提出了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形”——超級全球化、民主政治與國家主權不可能同時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三零”從長遠看不可持續。在全球化大變局中，美國發起的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工業化程序具有重大影響，美國單邊主義的貿易政策正在打破基於高效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創新鏈，這將對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影響。

近年來，美國工業網際網路、人工智慧、雲計算、大資料等技術的應用普及促使本土勞動生產率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不斷被削弱。同時，頁岩油技術革命讓美國能源成本大大降低，由石油進口國轉而成為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國，發展中國家能源成本優勢逐步難以持續。此外，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了刺激本國就業和經濟增長，大力推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降低本國企業的資金成本，同時降低企業的綜合稅負。加之“再工業化”的“創新政策”支撐，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環境得到巨大改善。

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對中國深度工業化形成了高階打壓的競爭態勢。加之我國國內產業轉型提速，綜合成本攀升，據課題組測算2002—2017年，多數製造行業的勞動力成本增幅達到5—7倍，而同期勞動生產率總體只增長4倍，以勞動力成本為核心的傳統比較優勢明顯弱化，加速了我國紡織、服裝、食品飲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轉移，來自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競爭使得我國一直以來快速、低成本的工業化戰略難以持續。

這種全球化大變局對未來中國工業化程序會帶來極大不確定性，要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中國要在堅決維護多邊主義治理機制前提下，使未來工業化戰略能夠引領和適應這種全球化大變局。

新工業革命的挑戰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資訊化和工業化融合為基本特徵的新工業革命一直在孕育發展。從技術經濟正規化角度分析，這一輪工業革命呈現出以資訊科技的突破性應用為主導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以資訊（資料）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會經濟執行效率、以智慧製造為先導構造現代產業體系等特徵。

面對新工業革命的世界性趨勢，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成為大國角力的競技場。雖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科技實力增強，逐步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主要工業強國依託各自傳統優勢，也在不斷夯實新經濟的產業基石。這都傳遞出清晰的政策訊號：工業大國將進一步強化前沿技術和新興產業等領域的政府作用，加大創新投入、融資支援等正向手段與針對競爭對手的投資審查、高技術出口管制等非關稅措施並用，確保贏得新工業革命的產業競爭。

從近幾年發展趨勢看，“十四五”時期5G、人工智慧技術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規模的商業化應用已經成為新工業革命的主戰場，也必然是中國深化工業化程序的主戰場，5G是製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和底層技術，而人工智慧將大大提升5G的商業應用價值，大大提高工業的研發效率、生產效率、工程化效率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成為改變製造業形態和結構的最重要動力。未來5G及其商業應用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新動能。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均把發展5G和人工智慧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而美國一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打壓中國企業、破壞中國的供應鏈體系和技術體系，另一方面透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加強強化其技術和產業優勢，給中國在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深化工業化程序帶來極大挑戰。必須看到，新工業革命給中國工業化程序帶來巨大的機遇，但這種機遇也是一個巨大挑戰，必須積極迎接這種挑戰，在這種大國博弈中深化中國工業化程序，加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轉向高質量工業化戰略

面對中國工業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及中國工業化程序面臨的“去工業化”趨勢、全球化大變局和新工業革命的重大挑戰，深化中國工業化面臨著新的工業化戰略的選擇：即我國需要推動工業化戰略從高速工業化向高質量工業化轉型。

高質量工業化戰略一定體現出五大發展理念要求，具有創新是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需要、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基本特徵。具體而言，實現從高速度工業化程序向高質量工業化程序的轉變，實施高質量工業化戰略，要求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第一，實現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工業化動力轉變。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高質量工業化要求實現發展動力機制的轉換，無論是應對全球化之大變局，還是迎接新工業革命挑戰，都需要提高創新能力。這要求透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建立工業化的創新驅動機制，促進中國產業高階化、智慧化、綠色化、服務化，進而形成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第二，圍繞實體經濟供給質量提升推動高質量工業化程序。快速的工業化程序，使我國成為一個世界性實體經濟大國，但我國還不是實體經濟強國，從企業、產業和產品各個層面我國實體經濟供給質量都有待提高，這還加重了近年來我國經濟“去實向虛”傾向。因此，從快速的工業化程序向高質量工業化程序轉變，必須把著力點放在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上，這也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所要求的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也要求以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為核心。

第三，實現新型工業化與資訊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同發展。高質量的工業化程序，必須是與資訊化深度融合、促進農業現代化水平實現、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堅持把創新作為發展第一動力，牢牢把握資訊化這個大的創新發展方向，推動智慧化、數字化、網路化製造技術創新和擴散；把握融合創新發展大趨勢，以融合創新促進“四化”協調發展。融合創新發展要求重視對通用和共性技術的創新，重視對通用和複合型人才的培養，當前制約我國融合創新發展的主要是競爭前技術的共性技術供給不足，複合型人才缺乏，“四化同步”發展要求在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進一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化導向深入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形成有利於提升“四化同步”水平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

第四，以大力發展綠色製造業為先導推進可持續工業化。綠色製造將綠色設計、綠色技術和工藝、綠色生產、綠色管理、綠色供應鏈、綠色就業貫穿於產品全生命週期中，實現環境影響最小、資源能源利用率最高，獲得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協調最佳化。綠色製造對於綠色經濟發展和可持續工業化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是現代化經濟體系中重要支撐部門。因此，推進高質量工業化，一定要透過開發綠色產品、建設綠色工廠、發展綠色園區、打造綠色供應鏈、壯大綠色企業、強化綠色監管等措施構建現代綠色製造體系，進而帶動整個工業化程序的可持續性。

第五，透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工業化程序的包容性。協調各區域生產要素配置，促進生產要素跨區域的有效流動，化解資源配置在地區間不平衡、不協調的結構性矛盾，是工業化程序包容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區域佈局的基本內容。我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部分中，首先重視加大力度支援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強化舉措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這無疑對提高中國工業化程序包容性具有重要意義。另外，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保護髮展、粵港澳大灣區、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有效推進，資源要素在各區域配置更為合理，區域要素供給質量不斷提升，現代化化經濟體系區域佈局將逐步形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