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山地聚落歷史人口的重建:以近三百年雲南峨山沿河村為例

出生人口是時點指標嗎

作者簡介：

白玉軍

，男，1985年生，甘肅金塔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楊煜達

，男，1968年生，雲南騰衝人，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氣候與環境變化、歷史邊疆地理。

摘要

重建山地聚落人口變化的時空過程對認識歷史時期人口發展有重要意義。本文以西南山地聚落沿河村為例，以田野調查資料為主，輔以歷史文獻和檔案，利用估算戶數和戶均口數的方法重建了沿河村近三百年的人口變化過程。戶數以某一時點佔主導的世代可婚男子數作為代用指標進行折算；戶均口數使用家庭結構模型，以流域內多個聚落人口的婚姻、生育和死亡資料推算出時段上的平均值，再透過1953年流域人口的年齡構成和多個聚落的戶均子女和老人數得到平均值作為經驗值，代入1920年之前戶均口數的重建中，得到長時序的戶均口數。重建結果透過對比檢驗，表明該方法能較好地重建歷史時期山地聚落代際解析度的人口序列。分析發現，該山地聚落人口變化具有大起大落和階段性發展的特徵，且大落的速度比大起的速度快。

18—19世紀是中國人口發展的重要階段，不同區域的人口均顯著增加。西南地區（今雲南省和貴州省）人口在1700年約500萬，1775年達到1100萬以上，到1850年接近2100萬［1］，人口從相對密集的平原、盆地向丘陵、山地擴散，人口的空間分佈格局也有所改變。人口大規模地湧入山地，不僅改變了西南地區的人口分佈，也影響著山地開發的空間程序。重建山地聚落人口變化的時空過程，對認識近三百年人口發展及山地開發等問題有重要意義。

目前，明清以來宏觀人口史的研究，藉助正史、方誌、戶部清冊、保甲清查、人口普查、人口登記和抽樣調查等傳統史料，已在全國人口以及大區域人口［2］、不同區域間人口遷移及其動因［3］等重要學術問題上取得了較大進展，使學術界對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發展的概貌有了清楚的認識。歷史人口學的研究也有重要進展，此類研究以袁怡瑾［4］、劉翠溶［5］、趙中維［6］、侯楊方［7］等對家譜的運用為起點，發展到賴惠敏［8］、李中清［9］、康文林［10］等對玉牒的關注，主要利用人口統計學方法進行研究，在歷史時期人口婚姻、生育、死亡和家庭結構等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取得了系列突破。然而，不論是明清以來宏觀人口史的研究，還是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對小尺度區域人口變化過程，尚缺少系統的探索和討論。

小尺度區域人口重建，不僅可以提供歷史時期微觀人口發展的典型個案，更有助於理解歷史時期人口發展的空間微觀過程以及人口的空間分異特徵。

對於西南山地，一方面，該地區河流眾多，將山地分割成一個個相對封閉的以流域為單位的自然地理單元［11］，每個單元內的不同地理位置分佈著規模不等的聚落，這些聚落是山地人口在空間上最小的集聚單位。傳統的以政區為界的劃分方法同時包含了山地和壩區，無法單獨反映山地人口的分佈變化特徵。另一方面，西南山地的人口史料匱乏，幾乎沒有可信的歷史人口資料，限制了相關研究的展開。為此，本文提出一種新的重建方法，利用多次長期田野調查獲取資料以補充史料的不足，並以沿河村為例，重建其近三百年人口的變化過程。

本文的研究物件沿河村位於雲南省峨山彝族自治縣（下文簡稱“峨山縣”）槽子河下游，現為河外村民委員會的一個村民小組。該村約建於清雍正三年（1725年），彝語名“別租”，意為用木槽引水喝的地方。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因地處槽子河畔而改為今名。2010年全村登記人口40戶136人。［12］

沿河村所處的槽子河流域，是峨山縣的一個山地小流域。槽子河發源於峨山縣甸中鎮黃草壩山麓的東南，全長19。82千米，流向為自北向南，落差440米，坡降24。4‰，流域面積94。87平方千米［13］。流域內地勢北高南低，海拔1255—2186米，上游山高箐深，水流湍急，下游地形平坦，水流相對平緩，為主要農業區。流域內現有23個自然村，其地理分佈見圖1。

一、資料來源與資料建設

本文重建聚落人口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類： 一是歷史文獻，既包含官修的縣誌、鄉志、地名志、文史資料選輯，也包含私撰的日記、回憶錄等；二是檔案資料，主要是各級檔案館和地方政府部門提供的人口資料；三是筆者田野調查獲取的資料，包含家譜、碑刻、口述史料等，其中以田野調查資料為核心。

1. 歷史文獻

本文利用的文獻有《雲南省志·人口志》（1998年版）、《雲南省志·衛生志》（2007年版）、《峨山彝族自治縣人口志》（1995年版）、《峨山彝族自治縣衛生志》（1993年版）、《峨山彝族自治縣地名志》（2000年版）、《峨山彝族自治縣誌》（2001年版）、《峨山文史資料選輯》（1—25輯）、《岔河人文軼事》（2015年版），私撰的日記、回憶錄等。歷史文獻中的人口資訊零散，需要其他資料的補充，其可靠性也需要其他資料來校核。

2. 檔案資料

本文利用的檔案資料有兩類，一是縣檔案館和鄉檔案室收藏的聚落人口調查登記表，二是地方政府部門的人口統計資料和縣疾病控制中心的公共衛生資料。這些資料內容詳實，提供了1949年以來詳備的人口和公共衛生資訊。

3. 田野調查資料

由於1949年以前的人口缺少系統的統計資料，透過多次長期田野調查獲取的資料就成為本重建工作最重要的資料支撐。筆者在沿河村進行了3次共計129個工作日的田野調查，內容涵蓋沿河村的人口、耕地、農田水利、公共衛生、風俗習慣等方面，完成了22萬餘字的調查報告。透過田野調查獲取的人口資料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家譜、碑刻。

家譜是微觀人口重建的核心材料，沿河村僅有李氏家譜一冊，其他家族均無家譜。但李氏家譜記載比較簡單，只列出不同世代男子的姓名（無生卒年齡）和育子情況。缺乏家譜材料的家族，本文主要藉助碑刻資料。筆者謄錄了沿河村107通墓碑，董氏55通，王氏39通，普氏7通，矣氏4通，張氏2通，碑文記載了墓主人的生卒時間、育子情況，可用來重建世代男子數；其他石碑4通，可用來校核與補充世代男子數。

(2) 口述史料。

透過與訪談物件的深入交流，一方面，可獲取其關於祖先的歷史記憶，可用來補充家譜、碑刻記錄的不足，特別是沒有紙質家譜和碑刻資料的家族，這是最基本的重建資料；另一方面，可獲取聚落人口的婚姻、生育、死亡和遷移等動態資訊，可用來考察沿河村的家庭結構、人口遷移等情況。筆者還對赤腳醫生、衛生員進行訪談，深入瞭解各種疾病的防治方法和當地公共衛生的發展變化，以獲取醫療衛生對人口變化影響的認識。

從資料來源看，本文在重建沿河村近三百年聚落人口時，1949年以前以碑刻和口述史料為主要資料，1949年以後以戶口冊為主要資料。透過這些資料資料，可得到沿河村近三百年較為完整的世代成年男子數，這是重建山地聚落人口的基礎資料。基於資料的多源性，需要對其進行同化處理。由於資料庫能夠實現多源資料的融合與管理，因此本文利用資料庫方法實現這一過程。

4. 資料庫的設計

本文使用Microsoft Access軟體進行聚落人口資訊資料庫的設計。Access資料庫的欄位包含人口ID、世代、時間斷面、姓名、性別、生年、卒年、週歲年齡、鰥寡年數、開始鰥寡年齡、初婚年齡、頭胎出生時年齡、長子出生時年齡、幼子出生時年齡、末胎出生時年齡、生子時段、生育時段、活產兒子數、活產女兒數、已婚兒子數、已婚女兒數、生子間隔、生育間隔、出生地、婚前居住地、婚後居住地、死亡地、資訊來源和備註。每條資訊構成一條完整的記錄，共計543條記錄。

由於資料庫中人口資訊橫向排列，難以縱向觀察人口的直系血親。本文用家譜國際修譜軟體修譜王V1。1官方版繪製出7張（7個姓氏）人口譜系圖，為選擇合適的方法重建人口提供資料基礎。

表1中全部已婚男子和世代可婚男子統計資料的不同可以理解為時點與時段的差別。具體到當前年份，1920年和1953年三個聚落的兩個資料都非常接近，較好地證明了在傳統時代將世代可婚男子數作為代用指標的可靠性。這表明世代可婚男子數可指代某一時點的全部已婚男子數，以某一時點佔主導的世代可婚男子數來重建長時序聚落戶數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在已知世代可婚男子數的基礎上，本文以傳統家庭為單位，利用家庭結構模型估算戶均口數。傳統家庭通常由老人、一對夫妻及其未婚子女和其他親屬構成，比較接近直系家庭的概念。在實際操作中，某一時點上的家庭成員，也就是戶均口數由夫妻兩人、平均存活子女數和老人陣列成。本文從研究資料中可獲取到1920、1953、1982年多個聚落人口的婚姻、生育和死亡資料。婚姻資料可用來考察一夫一妻的婚姻穩定，生育資料可用來統計活產子女和成年子女數，這樣可得到某個時段（生命週期內）上戶均口數的平均值。再透過1953年流域人口的年齡構成和多個聚落的戶均子女和老人數得到具體時點上對應指標的平均值，並以此作為經驗值，代入1920年之前戶均口數的重建中，由此得到長時序的戶均口數。

三、 重建過程

利用上述方法，以下將根據沿河村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獲取其戶數和戶均口數的估值，以此重建其人口序列。

(一) 聚落戶數

本文以姓氏為單位統計沿河村父系家族人口中的世代可婚男子數。由於不同時期記載資料的標準不一（如家譜、碑刻、戶口冊等文字材料和訪談等口述資料對是否記錄絕嗣者標準不一），以及對於姓氏的界定不一（如贅婿的姓氏是否作為姓氏來源規定不一），為避免因此導致的系統偏差影響統計結果，需要制定前後一致的統計口徑。

本文根據移民居住時間統計姓氏，居住時間較長（兩代及以上）的姓氏列出；居住時間較短，人口較少的姓氏，如居住一代而絕嗣或已絕嗣而難以調查統計出的姓氏不列出。贅婿的姓氏不列出。據此標準統計出沿河村姓氏7個（表2）。根據表2中的姓氏，統計各家族的世代可婚男子數，結果見表3。

表3中的合計數即為沿河村的世代可婚男子數，包含遷出男子（含出贅）和遷入男子（含入贅）。由於本文重建的是聚落人口，需要剔除其中的遷出男子，才能得到較為準確的聚落戶數。由於遷移本身的複雜性以及很難收集到清代人口遷移資料，使得本文難以從世代可婚男子中直接剔除清代的遷出男子數。為此本文利用經驗統計法，以近現代男子遷出率的平均值作為經驗值進行計算。1920、1953、1982年的世代可婚男子遷出率及平均值，見表4。

根據表4中的平均值計算出清代的遷出男子數，便有了聚落中世代可婚男子數的完整序列。聚落中的世代可婚男子數指代某一時點上的全部已婚男子數，但全部已婚男子數並非全部戶數。在傳統時代，父母（或父母一方）一般會和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已婚子女也會同其未婚兄弟姐妹等親屬共同生活而構成直系家庭。即某一時點上全部已婚男子數，並不構成聚落中的傳統家庭數，這需要根據現代人口統計資料構擬出傳統時代的家庭數。構擬方法如下：

（1） 獨子家庭： 父親在世，兒子已婚，剔除父親一戶；父親離世或兒子未婚，不剔除。（2） 多子家庭： 父親在世，兒子均已婚，剔除父親一戶；父親離世或兒子均未婚，不剔除；兒子中一旦有結婚者，單獨成戶，其餘尚未婚配者與父親算為一戶，不剔除。（3） 戶口冊中的單人家庭，按照傳統習慣，組合進其最近親家庭中，不單獨列戶。以流域內的沿河村、清香村、路口村和嘉禾村為例，據此標準統計了比較接近傳統時代的1953年的情況，並以此作為經驗值，代入戶數的重建中。從統計結果來看，世代可婚男子數與傳統家庭數之間的經驗係數為0。9，本文稱其為成戶係數，即聚落戶數=世代可婚男子數×成戶係數（表5）。

(二) 戶均口數

1. 一夫一妻的婚姻穩定

以傳統時代的家庭為單位討論一夫一妻的婚姻穩定，需要考慮其婚姻形態、再婚情況和再婚速度。首先根據已婚女子的身份及數量考察男子的婚姻形態和再婚情況，結果見表6。

注： （1） 以已婚男子的婚姻次數判定婚入女子的身份； （2） 以元配是否健在作為區分繼配（含三配）與妾的標準； （3） 合計一欄是將1920和1953年的資料進行合計，得出平均值； （4） 第一次再婚率=繼配/已婚女子數，第二次再婚率=三配/已婚女子數，納妾率=妾/已婚女子數。

表6的統計資料中，1982年的資料明顯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影響，27人中有19人即70。37%的已婚男子健在，其婚姻狀況可能存在變動，因此，本文以1920、1953年的資料為參考。

從婚姻形態的平均值來看，沿河村傳統家庭的婚姻形態屬於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從妾的數量和納妾率可以說明，傳統時代納妾行為雖有法律許可，但在當地並不普遍，絕非當地主要的婚姻形態。這既表明一夫一妻的婚姻穩定，又為後續對戶均口數的其他變數分析消除了一夫多妻所帶來的困擾。

至於男子之再婚情形，從已婚女子的身份及再婚率來看，男子在婚姻解體後普遍再婚。如此普遍的再婚，很有必要了解婚姻解體後有多大比例的男子、以多快的速度再婚，以此評估一夫一妻的婚姻穩定，這需要對男子的婚姻狀況進行全面而細緻的分析。

已婚男子的婚姻狀況分為初婚、再婚和鰥居三種，結果見表7。

從初婚統計結果來看，1920年18名已婚男子中有14人即77。78%的男子婚姻未解體，1953年22名已婚男子中有16人即72。73%的男子婚姻未解體，表明一夫一妻的婚姻長期穩定。其中有2人在妻子未孕的情況下納妾。從再婚、鰥居的統計結果來看，1920年18名已婚男子中有4人即22。22%的男子婚姻解體，4人中有3人因喪偶而再婚，1人因喪偶而鰥居。1953年22名已婚男子中有6人即27。27%的男子婚姻解體，6人中有4人因喪偶而再婚，1人因離婚而再婚，1人因喪偶而鰥居。關於男子婚姻解體後多長時間再婚組成新的家庭的情況，由於缺乏評估傳統時代山地聚落人口再婚速度的資料，本文以鰥居情況進行間接說明。由於樣本量少，故將1920年和1953年的資料彙總作為分析傳統時代鰥居的基礎資料。綜上可見，男子在婚姻解體後大部分會選擇再婚，相比鰥居，夫妻關係更為穩定持久。

結合表6和表7，40人中有30人的婚姻未解體，表明他們終生未鰥居；10位婚姻解體者中有8人再婚，2人鰥居。如此低的鰥居率表明男子在婚姻解體後能較快再婚，組成新的家庭，這也從側面表明一夫一妻的婚姻長期穩定。

2. 平均存活子女數

某一時段（生命週期內）上的存活子女分活產子女和成年子女兩部分進行統計。根據1920、1953、1982年沿河村的活產子女和成年子女，計算出活產子女和成年子女的平均值，結果見表8。

表8中的性別比說明未見女兒明顯漏記或偏少的現象，因此可認為子女數均較可信。［15］排除1982年因受醫療衛生髮展和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資料，基於1920年和1953年的資料計算清代活產子女和成年子女的經驗值，分別為4。73和2。58。至於已婚率的經驗值，結合侯楊方對明清時期上海曹氏和澄江範氏家族中未成年男子的死亡分析，曹氏家族中僅有55%的男子能活到15歲，僅有不到一半的男子能活到該家族男子的普遍初婚年齡22歲；範氏家族中有57%的男子能活到15歲，大約只有一半的男子能活到該家族男子普遍的初婚年齡22歲。［16］表8中1920年沿河村成年子女的比例為52。75%，考慮到沿河村僅是滇中山地的一個小村落，生產、生活條件遠落後於同期上海曹氏和澄江範氏，那麼清代沿河村成年子女的比例不會高於52。75%。因此將清代沿河村成年子女的比例暫定為50。00%，更接近實際。

由於這是一個時段上的統計結果，需要將其轉換至具體時點，本文根據某一時點上人口年齡構成的模型圖和實測圖估算平均存活子女數。由於1953年人口普查中的年齡構成比較接近傳統時代，因此可將其作為傳統時代正常人口自然增長模式，即沒有受到特別的戰亂、瘟疫影響，也沒有特別強的環境壓力下的人口年齡構成模型。具體落實到槽子河流域，本文也統計了比較接近傳統時代的1953年的人口年齡構成，結果見圖4。

從圖4可以看出，1953年槽子河流域20歲以下人口所佔比例為39。59%，低於模型值45。39%，這表明西南山地未成年人口死亡率較全國水平明顯偏高。以流域內沿河村、龍得村、路口村、嘉禾村、青龍村、安居村為例，統計上述聚落1953年的未成年人口（20歲以下）和成年人口（20—29歲）中未婚配者。並根據上述聚落的傳統家庭數計算戶均子女數及平均值（表9），以此作為經驗值，代入戶均口數的重建中。

3. 平均存活老人數

平均壽命是度量人口存活壽命的平均值，即某年齡開始到死亡為止的平均存活壽命。由於流域人口總體偏小，年齡別死亡率分佈不完整，無法滿足編制生命表的要求，故本文根據某一時點上人口年齡構成的模型圖和實測圖估算平均存活老人數。

從圖4可以看出，1953年槽子河流域50歲及以上人口所佔比例為12。21%，低於模型值15。23%，這體現了山地人口平均壽命和年齡構成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以流域內沿河村、龍得村、路口村、嘉禾村、青龍村、安居村為例，統計上述聚落1953年的老年人口（50歲及以上）。並根據上述聚落的傳統家庭數計算出戶均老人數及平均值（表10），以此作為經驗值，代入戶均口數的重建中。

根據戶均口數=夫妻兩人（2。00）+平均存活子女數（2。11）+平均存活老人數（0。40），可得到不同時期的戶均口數（4。51）。至此，本文獲取了戶數和戶均口數的估值，根據不同時期的聚落人口=世代可婚男子數×成戶係數×戶均口數，可重建出不同時期的聚落人口。

四、 重建結果與初步分析

1. 重建結果及其檢驗

透過上述估值，本文重建了沿河村1725—1920年7個時期的人口，見表11。

為了保證重建結果的可靠性，下文將利用比較接近傳統時代的1953年的聚落人口統計資料與用本文方法得出的重建結果進行對比檢驗，結果見表12。

從表12可以看出，重建人口與戶籍人口基本吻合，表明本文方法合理，重建出的歷史時期小區域較高解析度的人口序列能較好地反映沿河村近三百年世代人口變化。

2. 人口序列的初步分析

為了更好地總結聚落人口的變化特徵，本文從人口的絕對增長和相對增長兩方面進行初步分析。首先，繪製1725—1982年沿河村聚落人口折線圖和新增人口柱形圖，結果見圖5。

從圖5的折線可以看出，人口雖然有起有落，但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分時段來看，除1890—1920年外，其他時期的人口均呈增長趨勢。從時間上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① 1725—1890年的大幅增長時期； ② 1890—1920年的突然下跌時期； ③ 1920—1982年的重新增長時期。

從圖5的柱形可以看出，人口雖然有起有落，但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分時段來看，除1890—1920年外，其他時期的人口均呈增長趨勢，從時間上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① 1725—1890年的緩慢增長時期； ② 1890—1920年的快速減少時期； ③ 1920—1982年的高速增長時期。

從絕對增長來看，聚落人口總體呈現增長趨勢，表現出“大起大落”和階段性發展的特徵。1725—1890年人口的大幅增長是在新增人口緩慢增長基礎上的累積，清代沿河村人口高峰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1890—1920年人口突然下跌是在人口達到高峰後的“大落”；1920—1982年的人口在“大落”後又呈現出“大起”的態勢，特別是1953—1982年人口劇增，使得沿河村人口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進一步對1725—1982年聚落人口的變化速度進行分析，分別繪製聚落人口的代際和年際平均增長率示意圖，結果見圖6。

從圖6人口的代際平均增長率來看，近300年來人口的代際平均增長率從時間上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① 1725—1755年的快速上升時期； ② 1755—1890年的緩慢下降時期； ③ 1890—1920年的快速下降時期； ④ 1920—1982年的快速上升時期。可見人口的代際變化速度表現出快升—緩降—快降—快升的特徵，但絕大時期都為正值（即表現為人口增長為主）。

從圖6人口的年際平均增長率來看，近300年來人口的年際平均增長率從時間上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① 1725—1755年的快速上升時期； ② 1755—1795年的快速下降時期； ③ 1795—1890年的平緩變動時期； ④ 1890—1920年的快速下降時期； ⑤ 1920—1982年的快速上升時期。可見人口的年變化速度表現出快升—快降—平緩—快降—快升的特徵，但絕大時期也都為正值（即表現為人口增長為主）。

從相對增長來看，不論是代際平均增長率，還是年際平均增長率，變化速度都比較顯著，總體呈現出先落後起的特徵。相比之下，“大落”的速度要比“大起”的速度快。

以上各項人口學指標都表明，聚落人口的變化具有“大起大落”和階段性發展的特徵。這種階段性大體可分為三個劇烈變動時期，即清雍正初至咸豐末期（1725—1860年）、清末民初（1890—1920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1982年），其他時期的人口變化較為平緩。

清雍正時期，嶍峨縣實行變價土司田畝措施［17］，董氏和王氏變價購得祿氏田地，定居於此。在此後的160多年間，人口的高速增長使得董氏和王氏兩個家庭逐漸擴充套件為兩個家族。人口持續地高速增長，表明其間發生的戰亂未曾造成兩個家族人口的大量死亡。且流域內人口於該時期遷入沿河村，如普氏、李氏等，使得聚落人口持續增長。但至清末民初（1890—1920年），由於社會動盪，槽子河下游經常發生匪患，疫病不斷［18］，造成了沿河村人口驟減，且跌幅較大。

相比窮兵黷武、連年參與軍閥混戰的唐繼堯時期，龍盧時期由於退出軍閥戰爭，專注於內政治理，社會相對穩定。但在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仍有人口因逃避兵役至沿河村，如張氏等。雖說沿河村原居人口在減少，但人口遷移正增長的速度大於人口自然負增長的速度，所以該時期的人口總體上呈現出緩慢增長的趨勢。

戰爭結束以後，作為自然環境較為優越的下游河谷區，對移民有著天然的吸引力，如矣氏、龍氏等陸續遷入人少田多的沿河村。此後新中國開展土地改革運動，鼓勵支援難民回遷；其間政府又極大地改善了公共衛生，提高了傳染病的防治水平，有效地降低了人口死亡率，這些因素都使得該時期人口高速增長，到20世紀末，增長至歷史最高水平。後來，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使得人口生育率下降，這一增長勢頭受到抑制。而改革開放和城鎮化建設又吸引著農村人口陸續遷出，使得21世紀以來的聚落人口開始減少，但這一時期的人口變化和清末民初（1890—1920年）人口減少有本質上的區別。

五、結論

本文重建了西南山地聚落沿河村近三百年代際解析度的人口序列，並做了相關的分析和討論，得出以下結論。

（1） 在歷史人口研究中，利用田野調查獲取的家譜、碑刻和口述史料等資料，可以成為研究的重要資料。特別在缺少文獻記載的地區（如西南山地等），更可成為研究的基礎資料。

（2） 本文提出了一種根據不同時期的戶數和戶均口數推算具有較高解析度的微觀人口的重建方法。戶數以某一時點佔主導的世代可婚男子數作為代用指標，透過成戶係數折算得到同期的傳統家庭數。戶均口數使用家庭結構模型，以流域內多個聚落人口的婚姻、生育和死亡資料推算出時段上的平均值，再透過1953年流域人口的年齡構成和多個聚落的戶均子女和老人數得到具體時點上對應指標的平均值作為經驗值，代入1920年之前戶均口數的重建中，由此得到長時序的戶均口數。重建結果通過了對比檢驗，表明這種方法可行。由於本文方法在資料上具有普適性，可推廣到類似的微觀人口重建工作中。

（3） 透過對沿河村近三百年人口序列的分析發現，山地聚落的人口變化具有大起大落和階段性發展的特徵。這種階段性可以大體分為三個人口劇烈變動時期，即清雍正初至咸豐末期（1725—1860年）、清末民初（1890—1920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1982年），其他時期的人口變化較為平緩。清雍正初至咸豐末期（1725—1860年）人口高速增長是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下，出生人口和遷入人口共同增長的結果。清末民初（1890—1920年）人口快速減少是受戰亂、匪患和疫病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1982年）人口高速增長是政治穩定、當地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註釋

［1］［美］ 李中清著，林文勳、秦樹才譯： 《中國西南邊疆的社會經濟： 1250—1850》，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頁。

［2］代表性的研究有葛劍雄： 《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 《中國人口史·明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 《中國人口史·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葛劍雄主編，侯楊方著： 《中國人口史·1910—1953年》，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韓光輝： 《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薛平拴： 《陝西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代表性的研究有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 《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張國雄： 《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 《中國移民史·明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 《中國移民史·清民國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安介生： 《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國平、邱季端： 《福建移民史》，方誌出版社2005年版；譚紅： 《巴蜀移民史》，巴蜀書社2006年版；劉德增： 《山東移民史》，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禹階主編： 《重慶移民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4］I Chin Yuan， Life tables for a southern Chinese family from 1365 to 1849。 Human Biology， 1931， Volume 3， Issue 2， pp。155-179。

［5］劉翠溶： 《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印行。

［6］Zhongwei Zhao， Long term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1997， Volume 51， Issue 2， pp。117-127。

［7］侯楊方：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一項歷史人口學的實證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7年。

［8］賴惠敏： 《清代皇族的過繼策略： 傳承子嗣抑或繁榮家族 》，［美］ 李中清、郭松義主編： 《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9頁。

［9］［美］ 李中清、郭松義主編： 《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

［10］James Z Lee， Cameron D。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楊煜達： 《中小流域的人地關係與環境變遷——清代雲南彌苴河流域水患考述》，曹樹基主編： 《田祖有神： 明清以來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機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3頁。

［12］《沿河小組戶籍常住人口情況登記表》，2010年9月26日，現存於雲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縣河外村委會。

［13］槽子河的長度和流域面積是利用ArcGIS軟體，透過DEM資料計算得出，與《峨山彝族自治縣誌》（2001年版）中的資料稍有區別。峨山彝族自治縣誌編纂委員會編： 《峨山彝族自治縣誌》，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75頁。

［14］世代可婚男子數是某一時點佔主導的世代男子在其生命週期內的實際成婚數，即世代可婚男子數=某一世代的活產男子×可成婚率。沿河村傳統家庭活產男子的可成婚率，見表8。

［15］需要說明的是，透過多次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可發現數據中無法體現出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在西南山地聚落中長期存在，但因為缺乏量化資料，故本文仍然以調查資料為準。

［16］侯楊方： 《中國人口的傳統死亡模式——以明清江南地區兩個家族為個案的歷史人口學研究》，［美］ 李中清、郭松義、定宜莊編： 《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233頁。

［17］張新華： 《廠上孫氏賬簿材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峨山彝族自治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峨山彝族自治縣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雲南省玉溪印刷廠1993年印刷，第69—74頁。

［18］《雲南峨山茂臘龍氏家譜——龍惠系》，2013年，現存於雲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縣路口村。

致謝

感謝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見；感謝雲南大學西南環境史研究所周瓊教授在田野工作中提供的幫助和指導；感謝雲南省峨山彝族自治縣沿河村王天福先生等村民在資料收集工作中的支援和幫助；感謝霍仁龍博士、何仁剛和康翊博同學在文字和資料處理中的幫助。

資訊來源

《歷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