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理松：行者我父 | 父親節特稿

作者：周理松，來源：雨巷傳奇。

一

《西遊記》裡的孫悟空，一個跟斗能翻十萬八千里，那是神話；和尚道士們在深山古道行走，崎嶇數百里甚至千里行程一日返還，那是傳說。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誰若自吹日行千里，那不是精神不正常，就是他腿上暗藏玄機，譬如裝有一個由電腦控制的助動飛行器之類。

其實，就算沒有十萬八千里神功，也無崎嶇數百里甚至千里一日返還的奇蹟，日行百里不歇腳者，在現實生活中並非罕見，只是由於現代交通過於發達，安步當車者少而又少罷了。

在我和家人的記憶中，父親就是一個日行百里不歇腳的人。

人們常說“形勢不等人”，意即誰不加快步伐走在時代前列，誰就會成為落伍者，就要後悔莫及。此言不虛，但凡與形勢對立或脫離的，十有八九會被人嘲笑，被人冷落，甚至倒黴，此乃亙古不變的真理——不信你試試！

也有人不信的，比如我的父親。雖然他的雙腳特別能走路，但並不緊跟形勢。老人家離開我們十幾年了，每在心中想起他，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他的“古板”。比如有段時間，他被臨時抽調在外地工作，此地離家百餘里路，他每次回家或返回工作崗位從不搭車，寧可踽踽獨行一天，而不借助交通工具一個小時輕鬆到達，故有“周xx腿腳特別神奇”的傳言，甚至有人送他外號“孫行者第二”。作為他的親生兒子，聽到這一傳言之後，我不僅不覺得有何自豪，反倒感覺似有某種貶義暗含其中。管他褒貶，反正事實就是那樣。在我和家人的記憶中，的確有許多事情始終難以忘懷，也難以釋懷。

從一張已經泛黃的老照片可以看出，父親年輕時溫文爾雅，一副書生模樣。

其實他沒有上過一天學，認得的幾個字，還是農村土改後在識字班裡學到的。奇怪的是，他平時寡言少語，但一到正規場合講話，卻有條有理，如行雲流水，滔滔不絕，沒有半句廢話；說到動情之處，偶爾蹦出一個髒詞，令眾多聽者竊笑，笑過之後口口相傳，成為大家的口頭禪。

值得稱道的還有他的篾匠手藝，經他之手做出的竹床、竹蓆、蒸籠、簸箕之類竹器用具，做工毫無破綻，同行者無不佩服稱讚。但不知何故，這並沒成為他的主業，倒是因為珠算水平高，算盤打得好，他很早就被選為大隊會計，一干就是多年，推也推不掉。

話題還是回到他的“古板”吧。人在年輕時，難免都會有任性、輕狂的時候。男人們的任性與輕狂，往往成為女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尤其是那些在女人心中有分量的男人，其一舉一動，無不在女人們心中留下烙印。父親的古板導致她們無話可說，但有一個毫無爭議的話題：“男人沒有一個是正經的，特別是年輕的時候，誰在老婆之外沒有一個相好的？只有週會計沒有，肯定沒有！”言下之意，

天下男人眾多，只有我父親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聖人。

知子莫如其母，奶奶曾給我父親算命，說他此生只能有兄弟，不能有姐妹。用算命先生的話說，他“手執鋼鞭，把姐姐妹妹全都趕到天邊”。其殘酷的印證是，先他出世的一位姐姐和緊隨其後的一位妹妹，都因疾病而夭折。

難怪他與女人命運磕碰，緣分不及。由於他的古板，母親一輩子沒少與其產生怨恨，與其冷戰和爭吵，明知他的正直、聰慧、善良和勤勞，就是難以接受他的不隨大流，他的自行其是、我行我素。

二

一個人的人氣和影響是複雜的。在女人眼中的無趣，反而增強了父親在全村父老鄉親心中的好感。大隊前任書記在“四清”運動中被查，戴上“四不清”的帽子之後服毒自殺，書記位子出缺，在支部大會補選中，平時一聲不吭、埋頭幹活的大隊會計——我那古板的父親竟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票當選！

一個只會記賬打算盤的財務人員，一夜之間升為千人之上的當家人，這對許多人而言，無疑是莫大的榮幸，但父親並不這麼認為，他千方百計找理由推脫不幹。為此還專門去找公社書記再三推辭，直到對方很不情願地點頭，預設其只幹兩年，方才回到大隊接受工作。

當然，選我父親當書記，上級領導並非對他一點也不擔心，他的古板和不緊跟形勢，就是最讓他們不放心的地方。但礙於群眾的信任，誰也不好再說什麼。

若是沒有一定身份，一個人的不隨俗或許並無大礙；但若身為千人之上的大隊幹部，你不隨大流，對上級領導不熱情，對身邊同事不隨和，那就很難吃得開。但父親好像就是不開竅，他被趕鴨子上架似地推到書記崗位以後，既不經常去公社領導那裡彙報思想，又不請下來視察的領導喝杯小酒。陪領導到群眾家裡吃了“派飯”之後，眼看領導自掏腰包，而提供飯菜的人扭扭捏捏，不敢收錢時，他竟然衝著對方瞪眼，逼得他們不得不收下。

這似乎沒有什麼，更加出格的是，每逢公社或區裡開會，需要在公家食堂就餐時，一見滿桌魚肉酒菜，只需象徵性地交上幾毛錢，他便扭頭就走。後來每逢開會，他就索性自備一瓶鹹菜，開飯時獨自舀上一碗飯，腋下夾著鹹菜瓶子，悄悄躲到某個角落去吃。領導們好言相勸，說是衝著大隊幹部辛苦，做點好吃的對大家表示慰問，可是唯獨他不領情。

工作上他似乎更難隨俗。公社和大隊幹部人人在各村蹲點，農忙時要求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其實只是一個口號，真正做到“三同”的，時間上充其量不過三分之一，而作為大隊書記的他，竟然實打實地天天在田間埋頭幹活，吃住卻回到自己家裡，決不麻煩蹲點村裡任何一人。

提到幹活，他真的像一頭牛。無論修整農田、施肥灌溉還是插秧割谷，他樣樣走在前面。每天第一個下田，最後一個上岸，而把那些上傳下達，喊著加油鼓勁，不用彎腰出力的事，統統交給其他幹部、交給各生產隊隊長去做。有一年“雙搶”季節，最高氣溫高達三十九度以上，他頭頂烈日，帶著十幾個壯勞力到田裡搶收稻穀，整天挑起一百多斤重的擔子，奔跑於農田與村口稻場之間。晚上回到家裡後口吐鮮血，兩眼發直，躺在床上不能動彈，母親和奶奶心急如焚，擔心他就此累倒，誰知第二天一早，他照樣第一個下田。

“這幹部再也不能當了！”奶奶整日嘮叨，母親天天板著面孔不理他，都希望他能悠著點，為一家老小著想，別不管不顧地把一條命丟給了集體。對於家人的擔心，他似乎視而不見，每天照樣起早貪黑，忙得腳不沾地。同他一起幹活的人，沒有一個不害怕的，怕就怕在他不知道歇口氣。他是書記不歇氣，別人在他面前再苦再累也不敢歇一下。有一年暑假期間，我從學校回到家裡，天不亮就和大人們一起下田拔秧苗，中飯後接著栽秧。烈日之下，田裡的泥水被曬得滾燙，雙腳泡在泥水裡，腰背彎下，全身彷彿就在蒸籠裡燜著。熱，累，渇……，我不知不覺胸口發悶，兩眼發花，兩腿發軟，差點一頭栽倒在水田裡，連忙站直身子吸口氣，拖著雙腿，慢慢回到岸上。在樹蔭底下喝水時，大人們見我臉色蒼白，感覺我是中暑了，要我趕快回家休息，可是一看到父親在水田裡不停忙碌的身影，我既不敢又不好意思回去，休息一下之後，又回到熱氣騰騰的水田裡，繼續跟著大人們一起幹。

父親接手擔任書記不到兩年，運動又來了。大隊禮堂天天開會，每天都有上級指示傳達下來。聽說中央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下面的幹部也有人跟著走，可能要挨批。那時我正上小學三年級，雖然知道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好，但很難想象，在我們身邊的大人中，還有敢搞資本主義的。不料有一天路過大隊禮堂時，只見門口牆上貼滿大字報，其中最為顯眼的一張上赫然可見三句口號：

“打倒周xx ！火燒王xx ！ 炮轟汪xx ！”

周xx不是別人，正是我父親。緊隨其後被“火燒”和被“炮轟”的那兩位，一個是大隊長，一個是大隊團支部書記。這兩人有何錯誤我不知道，而我父親如此忠厚之人，整天只知道帶著大家幹活，怎麼會搞資本主義呢？我急得要哭，回去問母親和奶奶，她們除了嘆氣，都無話可說。父親天天開會，很晚才回家，回來後卻默不作聲，有時連晚飯都不吃，倒床便睡。有一天深夜直至凌晨轉點，他一直沒回家，母親打著手電筒，在鄰居一位年輕人的陪同下，披著朦朧夜色，從大隊部找到父親蹲點所在的村，始終不見他的人影，到別的幹部家敲門詢問，都說不知道他的去向。

他的前任，就是因為在運動中不過關而自殺身亡的，他會不會重蹈其覆轍……？

全家人心裡發慌，奶奶蹬著小腳，杵著柺杖，幾乎找遍全大隊每個村子，最終還是在大隊部門口得知他的下落。一位剛提拔起來在大隊負責的年輕人告訴她，父親哪兒也沒去，就在大隊禮堂隔壁的倉庫裡接受審查，準備檢討。

後來隨奶奶給父親送飯時，我才看到，關押他的那間倉庫面積不過五六平方，地上鋪有水泥，頂上除了擋風遮雨的瓦，再無天花板；除了一個用於進出的小門，牆上再沒一個窗戶，整個房間猶如一個悶罐。當時正值三伏時節，蚊蟲叮咬不必說，身在其中的悶熱煎熬如何度過，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什麼也沒有說，說什麼也沒用。造反派們逼著他寫檢討，他能寫的字不多，只能口頭表達，好在口頭表達是他的強項，從為什麼入黨到怎樣當上支部書記，再到工作中有何不足，條分理析，一清二楚。可聽者並不滿意，每次講完之後，主持會議的都會大聲發問：“他的檢討深不深刻？”臺下異口同聲：“不深刻！”。那位在口號聲中雖然不是被“打倒”，而是要被“火燒”的大隊長被逼得很不耐煩，他紅著眼珠質問主持人：“我本來就是貧下中農，憑什麼說我走資本主義道路？憑什麼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檢討？”話音剛落，一記響亮耳光“拍”地打在他的頭上，隨即給他戴上一頂白紙紮成的尖頂高帽。

我心裡咚咚直跳，生怕父親像他的同伴那樣不服氣而捱打。好在他除了一板一眼地繼續作檢討，其餘再不多言。或許是看在他態度老實的份上，造反派沒再給他戴高帽，但遊村示眾是必須的。在長長的遊行隊伍中，被打倒的父親走在前面，母親和其他家屬走在中間，我和大隊小學的同學們緊隨其後。“打倒周xx ！”的口號聲響徹村莊和田野。呼喊口號時，我們這些走資派的家屬和子女們只能跟著大喊，不能有絲毫懈怠，否則，就被認為是有思想問題，其後果不堪設想。

遊行就遊行吧，反正埋頭步行是父親的癖好。在經歷多少次烈日當頭、口號震耳的默默行走之後，他被勒令停職靠邊站了。這對於他和我們全家來說，看起來是倒黴，其實是好事：一是不再擔驚受怕，二是不用像過去那樣為集體操心，何樂而不為？

我們高興太早了。時隔不到半年，運動不但沒有結束的跡象，反而又掀起批判這個、清理那個之類起伏不定的高潮。被冷落在家裡的父親沒有清淨幾天，又被逼得很不安寧了。今天有“鋼工總”、“鋼二師”的頭頭們找他去開會，明天又是“大聯籌”、“大聯指”骨幹分子上門做工作，要求他加入他們的組織；最可怕的是，有一天竟有一個面色黑紅的彪形大漢，他腰佩幾顆手榴彈，也是上門來做工作的，嚇得我和母親、奶奶渾身發抖，拼命憋住呼吸，不敢吱聲，生怕因為惹惱了他而引爆其身上那殺傷力巨大的武器。奇怪的是，父親竟然一點也不怕，他硬是橫了一條心，任憑他們怎麼死纏亂打，就是不出門，任何會議不參加，任何組織不加入，搞得造反派們很沒面子，保皇派們也很無趣。

三

時光進入七十年代初，父親不再擔任大隊書記了。本來是無官一身輕，可是，後來每個大隊都要成立革委會，行使行政管理職能。當時不知是誰找到我大伯，透過他來做我父親的工作，要他擔任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分管財經工作，理由當然是他當過大隊會計，有財經工作經驗。經伯父反覆勸說，又經公社領導親自上門動員，他不得不接受這一安排，再次走上了領導崗位。

那時“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喊得很響。雖然革命是第一位的任務，但生產絕非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它事關家家戶戶能否填飽肚子。在我看來，父親對前者似乎在應付，而對後者，的確一心一意在抓，而不是在“促”。至於在他內心深處，對那些響噹噹硬邦邦的政治口號是否感到厭惡，我和家人不敢肯定，但對吃飯之前或勞動間隙必唱一首革命歌曲，或背誦一段領袖語錄的做法，他的確很不認同；在其他幹部帶領群眾這樣做的時候，他既不仿效，也不反對，以致被上級領導點名批評，說他“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遲早會走到邪路上去”。

他雖然沒有領導預言的那樣走上邪路，但違抗上級指示的事並非沒有發生，搞得領導下不來臺，而他自己竟然渾然不覺。那正是“雙搶”季節，第一季水稻已經收割完畢，第二季秧苗開始搶栽。父親在本村生產隊蹲點，負責完成一百多畝水稻的栽秧任務。在此期間，上級派人下來檢查督導，發現村口有幾畝水田沒有灌溉，似無插秧種水稻的跡象，於是要求立即放水耕田，馬上栽秧。父親解釋說，那幾畝農田土質含沙量大，不適宜於種稻谷，只能等待到秋後栽種其它農作物。上級來人聽不進去，硬要栽種水稻，並且警告父親說：“若是故意不超額完成生產任務，那就還要檢查一下你的黨性！”父親正要繼續申辯，上級領導拂袖而去。

那天晚飯之後，大伯匆匆來到我家，一再勸說父親把那幾畝農田栽上秧苗，給上級一點面子，待秋後再把田裡的水放了，改種其它作物也不遲。大伯是個受人尊敬的老幹部，在大隊和村裡說話向來一言九鼎，連公社和區裡的領導都對他高看一眼。但作為其同胞兄弟的我父親，竟然不買他的賬，他當面反駁的話只有一句：“要我做假我辦不到，就讓他們來檢查我的黨性吧！”氣得我大伯搖頭頓腳，不知說什麼好。

此後不久，縣裡工業部門在一個名叫孫衝的山區發現磷肥，需要各區和公社派幹部到那裡支援開礦。公社領導因我父親古板，認為不好商量辦事，乘機將他派到百里之外的孫衝，一去就是一年多。他毫無怨言地在那裡幹活，由於心靈手巧，又能吃苦耐勞，深得礦上領導賞識，故有傳言說，他很快會被轉為國家正式職工，吃商品糧。我們全家都跟著高興，天天盼著他帶回喜訊： 他拿工資了，每月幾十元錢，今後我們還能到他的單位吃白麵饅頭，到他所在的職工澡堂裡洗澡，到他宿舍旁邊的廁所裡蹲潔白的瓷磚馬桶……

這些想象中的美好，都是那些父母親在外面工作的同學告訴我的。可是想象始終未能實現，我能見到的，總是父親他那步行百里歸來、又步行百里而去的疲倦身影，還有他的“勞動模範”獎狀。在我很小的時候，他在外面開會或送交公糧回來時，手提布包或籮筐裡不時裝有一根油條、幾顆小糖；如果是一個蘋果，那都是由奶奶用菜刀切成五瓣，在我們姊妹五人中平分。可能是覺得我們長大了，現在這些東西他再不買了，可是我們還能盼他帶回什麼？

後來聽說，他把轉正的指標讓給別人了。原因是那人比他年輕，孩子比他的更小，而妻子卻因病長期癱瘓在床，更迫切需要有一個拿工資的養家。對此我們不再說什麼，他也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只當他在外面搞了一年水利建設，那不也是無償勞動嗎？……

四

好不容易我上大學了。父親很高興，好像有很多話要跟我說。到學校報到需從家裡到縣城，再從縣城搭車去武漢。出發那天，本來是可以搭車的，免得挑著沉重的行李，步行幾十里路才能趕到縣城。可是，我深知父親此時的心情，為了能和我多說幾句話，他想送我，寧可步行這幾十里路也不情願搭車；但是他又怕我累了，要我去車站候車，我沒同意，執意要和他並肩一路走到縣城。

“要好好讀書。把書讀好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哪個朝代讀書無用，那個朝代就完了。”

“要要求進步。我這一輩子就是吃了不要求進步的虧，你莫那樣。”

“要團結人。和人家打交道時要講道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單位、一個家庭，都是要講道理的。”

“要……”

他就是那樣，不說話則已，說起話來就是那麼多的“要”。如今回想起來，他天生就是那種只會表達思想，而不擅於表達感情的人。要不，母親怎麼會在吵架時說他“心比石頭還硬”？

那時，去武漢的長途汽車每天只有一趟，我到縣城之後，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搭車去漢口。父親本來是可以和我在一起再多呆一晚的，但他為了省下在縣城一夜的住宿費，便稱家裡有事，不再送我。於是，在走到城關附近的西河驛大橋時，他不得不停下腳步，準備返程回家。

不知何故，在他轉回身去的那一刻，我心裡頓時一陣空落！

兩人彼此走遠了，我們都沒有向對方招手。他一再叮囑我路上小心；如覺得行李很重，要及時放下來歇一會兒。我很奇怪他的變化，此前他好像並不知道走路會累，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令我感到更意外的是，我已經走到橋的另一邊了，他並沒有往回家的方向走，而是靜悄悄地站在橋的那一邊，側身立於橋頭，不時扭過脖子朝我這邊眺望……

我參加工作並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後，父親曾幾次來城裡看望。每次見面都少不了許多叮囑。回到老家時，與我說話的機會被家裡其他人和鄰居佔據了，只見他不時在我身邊走來走去，似在尋找機會訴說什麼。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發現他的腰背佝僂了，雙腳浮腫，走路的步伐大大不如從前，於是多次催他去城裡大醫院看看，他卻一直拖著，直至病倒！

如今，我離開家鄉幾十年了。回想過去，總是難忘父親當年站在橋頭的那個側影，還有後來那雙浮腫的腳。拿起手機，總在想象父親的名字如在通訊錄裡，那該有多少話要說！因為他在晚年，常常埋怨我不給他寫信，哪怕我每月都不少於一封，他都嫌少。當我後悔不該以忙為理由，同他交流太少時，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

如果能夠，我也要給他一份叮囑：行者我父，慢慢地走吧，天堂的路比人間還長，既要邁步前行，也要抬頭好好看看風景，不要太急！

（2019年8月下旬於鄂西蘇馬蕩 . 林海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