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農耕基礎的崩塌，淺析東漢末年的人口銳減

農業革命對於個體人類的幸福並沒有帶來多大的攻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新出現的農民的生活水平其實不及以往的狩獵採集者，農業革命的最大收益者其實是——小麥。

——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

東漢末年，由於饑荒、戰亂、疫癘等因素導致的人口銳減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已經達到了令人恐懼的地步，而史料中關於這一部分歷史的描述更是讓人頭皮發麻，這段人口銳減的苦難歷史的根源是戰亂等因素導致的

農業崩塌。

東漢末年的人口銳減

曾經創造過巨大輝煌的漢帝國亦沒能逃脫歷史的定律，皇權、外戚、宦官以及地方勢力逐漸走向失控，這種失控在向下傳導的過程中又被不斷放大，底層人民生活日漸困苦，這些最終導致了漢末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

東漢末年本已脆弱不堪的秩序被黃巾起義徹底打碎，至魏蜀吳三國建立，新秩序才逐漸形成，而這期間的幾十年，人口數量大幅減少，正如曹操《蒿里行》：“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生動的反應了當時的慘狀，至於當時人口的減少幅度，觀點不一。

對於東漢動亂之前的人口巔峰，《續漢書》中記載為：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而《晉書》的記載為：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可以肯定，此時人口約5000萬左右，三國時期的有記載的人口大致是：魏國440餘萬人，吳國230餘萬人，蜀國至少不足百萬人，

全國不足八百萬人

，正如曹魏明臣蔣濟所說

“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及漢時一大郡”，

雖然最誇張之成分，但人口減少程度可見一斑。

而蔣濟所處之年代三足鼎立之勢已經形成，社會秩序已經基本恢復，可見此時的人口絕不是那一時期人口的最低點，而本時期人口的最低值，極端的觀點認為：

赤壁之戰後人口減少至140萬，

如果這個觀點成立，

那麼《蒿里行》中“生民百遺一”就不在是藝術加工，而是血淋淋的現實。

曹操

無論以哪種說法，東漢末年人口由5000萬左右減少至1000萬以下應該是事實，人口減少達百分之八十，雖然那個時代戰亂不斷，戰場殺傷造成大量人口損失，盧植、皇甫嵩及朱儁在與黃巾軍的作戰中，就有過殺敵十萬的記載，而殺敵數萬的戰役更是不計其數。但是直接死於戰場的人數終究只是少數，而死於戰爭帶來的負效應的人數則要大得多，而戰爭帶來的負效應之所以能造成如此之大的人口損失，根本原因在於其破壞了農耕社會中農業活動能夠正常進行的基礎，這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對於人民的打擊是最為致命的。

戰亂與秩序的崩塌

農業革命以來，人類停止了在遷徙中以狩獵和採集的方式獲以獲得食物供應，食物的獲取方式變為在確定地點的農耕，但農耕是一種長週期的活動，因為播種的種子必須等到第二年才能轉化為糧食。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

一年以後，耕種者依舊能夠安全的生活在當初播種的地方。

如果這一前提不復存在，農業活動進行的基礎就會消失。

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以及後面的全國範圍的軍閥混戰都沉重的打擊著農業社會的基礎，不斷蔓延的戰火隨時都在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安全，為躲避戰亂而造成的逃亡足以令農業荒廢，而農業荒廢造成的饑荒將如影隨形。

戰亂

農業是人們獲取食物的主要手段，人們透過農業獲得的食物要遠遠多於透過狩獵採集，而一旦農業活動不能進行，被迫回到狩獵採集狀態的人們顯然無法獲得足夠多的食物以養活自己，於是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食人的現象時常出現。

裴松之《三國志》注中記載的鮑岀救母的故事，既是描寫了鮑岀孤身一人連殺十餘名“啖人賊”救出母親的傳奇經歷。但鮑岀救母的英雄事蹟同時也反應了當時戰亂之下人人相食殘酷現實。

賊望見出，乃共佈列待之。出到，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複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佈，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

相較於組織性較差的“啖人賊”，軍隊有組織的食人現象也存在，曹操部下謀士在籌集軍糧時就曾夾雜人肉。《三國志》注引《魏晉世語》記載：

初，曹操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

一旦社會秩序崩塌導致農業基礎崩潰，飢餓就會把人身上的“人”的屬性無限壓制，而獸的屬性則會被無限激發。

疫癘橫行

生於亂世，人命如草芥，而大量死去的人身上本身就附帶著另一個惡魔——疫癘。

在醫療衛生條件極差的古代，大量的人口死亡很容易造成疫癘流行，東漢末年，這種情況尤其嚴重。醫聖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寫道：

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末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 ，傷寒十居其七。

在醫療手段和技術都較為落後的古代，在沒有有效治療手段的時候，傳染病掠奪人命的速度是驚人的，更加可怕的是，這些死去的人可能在次造成新的疾病流行，如此一來，死神的鐮刀就將反覆收割，鮮活的生命不斷逝去。而張仲景在次背景下寫成的《傷寒雜病論》也被成為“方書之祖”。而金元交界時期，中醫大師的不斷湧現以及明朝末年吳又可的《瘟疫論》可見在這些亂世皆有疫癘流行，而這些著作的問世則是悲慘時代下人類堅強抗爭的真實寫照。

重新理解“穩定”的含義

在戰亂、饑荒、疫癘的反覆蹂躪下，東漢末年人口急速下降，而在這場人命的收割中，農業活動的荒廢起到關鍵作用。

相比於狩獵採集者只關注現在，農業的從業者則更關注未來。

而農業活動得以進行的基礎就是相對穩定的環境能夠保證收割。

自然條件的變化尚可以透過多年的生產經驗來應對，但崩潰的社會秩序對於穩定性預期的破壞則無法透過個體或小共同體的努力來解決。

在這種背景下，唯有恢復基本的社會秩序才能保證農業活動的進行，才是人們尋求活命的唯一方法，而恢復社會秩序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有力的軍事力量作為保障，

再差的秩序也好過沒有秩序。

這也是曹操早期在兗州時所徵稅負是當地農民全年收入的近一半仍然受當地百姓擁戴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如此，魏蜀吳三大軍事集團建立後，儘管這三大軍事集團之間仍然戰爭不斷，但這種戰爭已經不再威脅全國的農業活動的進行，全國人口得以恢復。

東漢末年的慘劇在人類的歷史中多次上演，人類在血淚中艱難前行，值得慶幸的是儘管經歷磨難，人類的組織形式正變得越來越高效，基於這些高效的社會組織形式，人類可以將比以往更多的精力放在未來上，因為這種更大的格局的建立，人類得以以高效的生產方式獲得更多的資源，而穩定的社會秩序依舊是人類進行的這些生產活動的保障。

軍隊、警察、規則、法律，這些構成社會秩序基石的事物表面上看並不存在價值，但是，只要稍稍回望歷史上的這些亂世，你就會發現，這些事物的價值早已深深融入到人們的每一次播種，每一場交易裡。

參考文獻

裴松之。注《三國志》

曹操。《蒿里行》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