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達峰？

文 | 邵宇 陳達飛

原文首發FT中文網

前言：

FT關於中國2020年總人口自1962年以來首次下降的報道引發廣泛關注（最終以國家統計局公佈資料為準）。在“碳達峰”概念熱議的當下，不少人感慨，“人達峰”優先在2019年實現了。人口增量方面，我們認為2020年有一定的特殊性，2019年不會真正成為中國人口總量的峰值。但是，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峰值已經在2013年出現，其中，2017-2019年每年淨減少超400萬。該趨勢中長期內都難以逆轉，從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硬約束，和轉型的大背景。

從增量或同比角度，

下一個十年

，

中國會漸次預見各類峰值，如

房（地產）達峰，城（市化）達峰，工業化達峰，經濟總量達峰（最大經濟體）

，債（貨幣）達峰，槓（杆）達

峰，泡（沫，資產價格和估值）達峰，老（齡化）達峰等。這些都是可預見的大趨勢，也必將意味著大變革。

以下為正文：

人口少子化與老齡化和“碳達峰”是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約束，演化路徑都有較高的可預見性，對理解國家戰略和制定投資決策有較高參考價值。本文重點闡述“人口達峰”的經濟含義，包含總量層面與結構層面。

人口統計學的一般經驗是，根據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的關係，可將人口增長劃分為五個階段（圖1），各階段對應著不同的年齡結構。這種變化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會反作用於經濟。

圖1：人口增長的五個階段

資料來源：OWID，Max Roser，1996；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第1階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人口金字塔的底部很寬（表明人均壽命很低），側邊為曲線，向上加速越窄；第2階段：出生率仍處高位，死亡率開始下降，自然增長率開始上升，人口結構逐漸轉變為標準的金字塔；第3階段：出生率開始下降，死亡率降速趨緩，自然增長率繼續上升，但邊際趨緩，金字塔重心上移；第4階段，出生率延續下降趨勢，死亡率位於低位，自然增長率繼續下降並趨於穩定；第5階段：出生率上升或下行均有可能，但幅度較小，死亡率處於低位，自然增長率低位波動。

長週期看，無論是單一國家，還是全球整體，人口變化均符合上述五階段特徵。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不同國家所處的階段不同。發達國家主要分佈在第4和第5階段，全球整體大致處於第3階段向第4階段過渡期（或第4階段初期）。

隨著死亡率已基本穩定，未來決定人口數量變化的主要是出生率（及壽命）。戰後嬰兒潮時期，每位女性平均生育5個孩子，人口增速在1963年達到峰值（2。2%）。當前已分別下降到2。45和1。1%，至本世紀末，總和生育率將趨近於2。1的穩態水平，全球人口增速會下降至0。1%，每年增長約350萬人。經驗規律是，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生育率越低。當然，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出生率有可能會再次上升，但升幅非常有限。以人類發展指數（HDI）衡量，拐點出現在0。85附近。

需在文明的演化中理解人口增長及其經濟含義。“在任何國家，衡量其繁榮程度的最明確尺度都是人口增加的數量”（《國富論》，第8章“論勞動工資”）。這是亞當·斯密對人口數量變化的理解。《國富論》寫作於工業革命初期，斯密所理解的人口與國民財富的關係是農業文明的產物。正如熊彼特所說的，18世紀中期之前，人們在人口問題上有高度共識，即“人口規模大、人口增加是財富最重要的象徵，同時也是創造財富的主要原因”。

馬爾薩斯於18世紀末出版了《人口原理》（1798年），對這一共識發起了挑戰。馬爾薩斯生活在經濟快速發展和人口急劇膨脹歐洲，寫作《人口原理》的目的是批判英國政府的《濟貧法》修正案，它計劃提高向貧困階層的轉移支付。馬爾薩斯認為，這種做法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長期而言會使得更多的人陷入貧困潦倒的境地。糧食是人生存的必要條件。情慾是人的本性。人口膨脹是增加轉移支付的必然結果。“長痛不如短痛。”馬爾薩斯主張維持貧困的約束作用。作為牧師，馬爾薩斯不可能沒有憐憫之心，後人大多誤解了馬爾薩斯。

歷史並沒有按照馬爾薩斯的劇本敘事。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曲線也是非線性的，而且比人口指數增長曲線更加陡峭。產生壓力的不是人口增速過快，而是過慢。

為批判《凡爾賽合約》，凱恩斯寫作了《和平的經濟後果》。1937年，凱恩斯又站在馬爾薩斯的對立面，發表了題為“人口減少的經濟後果”的演講。早在十九世紀20-30年代，英國就面臨著人口減少的困境，這直接影響了有效需求的增長。凱恩斯在演講中認為，英國已經迎來“人口達峰”，未來將是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世界。英國經驗已逐漸在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兌現。

對經濟增長而言，人口結構的意義同樣重要。雖然全球人口總量仍將維持增長態勢，但人口結構已經出現大逆轉，勞動力不足已成是全球性難題。

人口結構兼具供給側和需求側雙重含義，不同年齡段人口的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行為是不同的。將人口按年齡分為三組：年輕組（0-21歲）、工作組（21-60歲）和老年組（60歲以上），從經濟增長、投資和儲蓄角度來說，年輕組和工作組都有正向的影響，老年組正好相反。從通脹角度而言，年輕組有最明顯的正向影響，工作組則有最顯著的負向影響，老年組有輕微的正面影響。那麼，在一個出生率下滑、勞動人口收縮、老齡人口增長和預期壽命延長的時代，經濟增速有下行壓力，而物價則面臨上行壓力。（Aksoy et al。，2019）。

日本經驗中，老齡化與通縮並存現象具有一定的誤導性，真正導致通縮的是少子化，而老齡化是脹的力量。日本的通縮與日元升值、對外直接投資、資產負債表衰退、以及全球人口紅利均有關係。人口結構是一個慢變數，老齡化對物價的影響需在較長時期內觀察。由於勞動契約、全球化、技術進步等因素對通脹的影響更顯著，人口結構的影響往往被淹沒。

由於人口基數的原因，中國的老齡化、少子化趨勢對全球都有重要意義。中國的人口紅利以及人口紅利的消退，對全球有顯著外溢效應。以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0%度量，中國在2014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74年降至全球平均水平以下，於1992年降至2。1以下。以人口撫養比度量，中國人口紅利的拐點出現在2010年前後。在人口紅利的上升期和下降期，中國的人口撫養比曲線斜率都更為陡峭。人口演變的趨勢是剛性的，無法扭轉，只能對沖。

今時不同往日，世界人口紅利都在消退（圖2）。未來的世界，脹與縮的力量並存。人口結構老齡化、技術進步放緩、貨幣供應量膨脹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左轉都是脹的力量，而貧富分化和債務壓力仍然會從需求側壓抑物價。

圖2：碳與人口雙達峰

資料：聯合國，OWID，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悲觀之餘，也不缺積極因素。人口的慣性勢不可擋，但它卻並非左右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重要的因素。人口數量因素主要體現在經濟發展總量層面，決定人均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是效率。即使是在總量層面（實際GDP），人口數量也並非決定性力量。指數化後，實際GDP增長呈指數增長，而人口數量則是線性的。剪刀差反映的是勞動生產率，而決定勞動生產率是知識積累、資本深化與技術進步。

早至石器時代，人類就學會了使用工具輔助生產、生活活動。英國工業革命之後，人類進入到機器大生產時代，機器替代人類勞動的步伐加速。機器可從供給側緩解勞動力不足，但卻無法緩解有效需求不足。機器報酬屬於資本要素所有者，機器替代人會壓抑需求。實際結果取決於再分配製度。

在技術和資本面前，勞動（尤其是非熟練勞動）始終處於弱勢地位。經濟持續繁榮的理想模式是：實際工資水平上漲、政府稅基擴大和稅收增加、企業高投資率形成正反饋——更高的實際工資產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規模的市場，從而有利於生產部門獲取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進而獲取高利潤，推動高投資。同時，人力成本的提升又會倒逼企業開發勞動節約型的技術，鼓勵企業創新。政府稅收收入的增加有助於完善基礎設施，增加對教育、基礎研究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增加人力資本，撬動企業創新。社會經濟發展形成一個良性的反饋迴圈。

人口達峰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創新。零增長社會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沒有進入高收入階段就陷入零增長。中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從人口角度看，與其說是潛力巨大，不如說是壓力顯著。唯有向創新型社會轉型，才能掙脫低水平陷阱。

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陳達飛為東方證券宏觀研究員、財富研究中心主管；編輯：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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