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剛：2020年儒學研究關鍵詞：闡釋、應用與地域化

儒學是一個外延極廣而內涵較為明確的概念。它是以“仁”和“禮”為內在核心的儒家思想［1］；寬泛而言，與儒家思想相關的學問和研究都可以稱為儒學。儒學從其當前的存在形態來說，主要包括學術儒學、文化儒學以及民間儒學。所謂學術儒學是指“對傳統儒學進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學歷史發展、演化的脈絡，來梳理儒學理論體系的內部結構，闡發儒家的各種思想”［2］；文化儒學探討的是儒學對現代社會的作用；民間儒學則是儒學在民間的文化表現，如各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班、書院、學堂以及各種儒家啟蒙讀物等。本文側重於對2020年學者關於儒學的前兩種形態（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研究的最新發展做一梳理。

01、儒學的思想闡發與體系建構

《儒家文學史綱》，黃玉順 著，海天出版社，2020

《清代文言小說中的儒家倫理》，田寧 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20

《中國儒學緘默維度》，張昭煒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識：理學視域下的人性善惡論新探》，徐波 著，上海三聯書店，2019

《儒家生生倫理學引論》，楊澤波 著，商務印書館，2020

《生活儒學：面向現代生活的儒學》，黃玉順 著，濟南出版社，2020

《多元一體的社會儒學》，塗可國 著，濟南出版社，2020

儒學的發展需要不同時代的研究者對儒學思想進行不斷的闡釋。當前學術界對儒學的闡釋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從新的視角進行思想闡發，二是從形而上方面進行理論體系的建構。就思想闡發而言，2020年關於儒學研究的新著闡發的視角日益新穎。如黃玉順先生的《儒家文學史綱》一書從儒學與文學的交叉視域，提出一種“儒家文學”。所謂儒家文學包括儒家美學、儒家文論、儒家的文學創作以及儒家的文學批評。該書對儒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從理論和歷史兩方面做了分析。從理論上說，儒家文學涉及三方面：“儒學的審美德性論”“儒學的審美活動論”“儒學的審美教化論”。從歷史上的各種形態來說，儒家文學包括先秦時代的儒家文學、經學時代的儒家文學、玄學佛學時代的儒家文學、理學時代的儒家文學、近代以來的儒家文學。

相較於黃玉順先生對儒學與文學綱領式的交叉研究，《清代文言小說中的儒家倫理》一書則是從具體的文學樣態來闡發儒學的思想。清代的文言小說以小說創作的方式，透過具體的故事情節來展現清代儒學倫理的民間生活化樣態，由此娛樂化、形象化的方式呈現清代儒學倫理的內涵與特點。作者認為清代文言小說中的儒家倫理具有普世包容性，涵攝了佛道和民間信仰等倫理。與此同時，小說的故事情節最終都指向儒家的倫理精神。

張昭煒先生的《中國儒學緘默維度》從“緘默”的維度來考察中國儒學。他認為中國儒學緘默維度有三個基本特徵：一是從道體方面來說，緘默維度關聯的儒學道體並非現成的，而是需要功夫才能顯現；二是從功夫來說，功夫就是道體，隨著功夫的深入，道體呈現“出動而趨靜”“靜極而真動”“真動而生生”三種不同的形態；三是從境界來說，緘默維度以顯性方式表達就是“生生春意”的氣象。中國儒學緘默維度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孔子之前，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周易》的“嚮晦入宴息”、堯之“安安”、唐虞十六字心傳、文王的“於穆不已”“於乎不顯”等。第二階段是孔子到揚雄，如孔顏默會、言子雅言、孟子養夜氣、揚雄“藏心於淵”等；第三階段是從周敦頤到方以智，主要有周敦頤“中養澄靜源”、朱熹“木晦於根，春容曄敷”、王陽明“九聲四氣宣天機”等。張昭煒先生從這些階段的個案中尋求普遍規律，從而揭示緘默維度中的至善、大美境界，以及由此洋溢的盎然生機氣象。透過這樣一種詮釋進路，他拓展了傳統觀點中“儒者”概念的範疇，將如屈原、莊子、文天祥等人納入其中。

徐波先生的《由湍水之喻到幽暗意識：理學視域下的人性善惡論新探》聚焦儒學的人性善惡論。其特色在於以孟告之辯中的湍水之喻作為引子，將重點聚焦宋明儒者在繼承和發展先秦儒學人性論的過程中所凸顯出的不同理論正規化與解釋框架。在新著中，徐波還對牟宗三的“三系論”做了修正。最後他以劉宗周那裡所彰顯的“幽暗意識”為楔子，對儒家人性論的未來走向進行了展望。

就理論體系的建構來說，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楊澤波先生的“儒家生生倫理學”。在《儒家生生倫理學引論》中，楊先生建構儒家生生倫理學從根本上說是要解決體用問題和性善與性惡、心學與理學的關係問題。這樣一個儒家生生倫理學的體系的建構關鍵在於從內覺發現智性、欲性、仁性這三種能力。智性是內覺的知覺功能，包括學習和認知的能力。欲性則關乎人的物質利慾，它保障人在物質層面的生存。而仁性作為內覺的物件，是建基於生長傾向之上的倫理心境，如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

其次是黃玉順先生的“生活儒學”。在《生活儒學：面向現代生活的儒學》中，黃先生指出，生活儒學就是“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學”。所謂生活本身，就是“我們的一切的一切，無不源於生活、歸於生活”。從方法論上來說，生活儒學的建構方法是“復歸生活、重建儒學”，它的特點在於注重文字的理解和解釋的生活淵源。從思想系統的建構內容上來說，生活儒學包括三個觀念層級的建構：“存在者或者生活層級的生活感悟”“形而上存在者層級的本體論建構（變易本體論）”“形而下存在者層級的倫理學建構（中國正義論）”。

再次是塗可國先生的社會儒學。他在《多元一體的社會儒學》一書中對當前儒學研究中的各種儒學面向進行反思和總結，提出一種“多元一體的社會儒學”。塗先生將社會儒學分為三方面：作為思想內容的社會儒學、作為功能實現的社會儒學和作為存在形態的社會儒學。作為思想內容的儒學是“由儒家或儒學研究者對社會及其各個層面問題進行探討所建構起來的儒學形態”，它是“有關社會的思想學說”。由此社會儒學進一步可分為人類儒學（包括人生儒學、心性儒學、身體儒學）、文化儒學以及狹義的社會儒學。作為功能實現的社會儒學，其功能主要有社會激勵功能、社會規範功能、社會教化功能、社會獎懲功能。作為一種存在形態，社會儒學主要涉及社會不同的領域：融入社會文化領域、社會經濟領域、社會政治領域、社會生活領域。這種多元一體的社會儒學的建構機制主要是“六化”：政治化、人文化、大眾化、現代化、世俗化、全球化。塗可國認為這樣一種社會儒學的意義在於推動儒學的結構最佳化、整合統一和經世致用。

概言之，2020年學術界儒學研究在闡發方面出現了不少新的視角，如儒學與文學的交叉視角、中國儒學的緘默之維等。在儒學理論體系的創新和建構上，一些新的理論體系不斷被提出和完善，如儒家生生倫理學、生活儒學、社會儒學等。

02、儒學的現代應用

《中華文化的現代價值》，陳來 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

《儒家文化與民族復興》，陳來 著，中華書局，2020

《共同體：人類命運中國經驗》，牟鍾鑑 著，濟南出版社，2020

《儒學的時代擔當》，朱貽庭、施炎平 主編，上海遠東出版社，2020

《儒學與世界文化秩序變革》，安樂哲 著，濟南出版社，2020

《儒家文化與會計審計行為》，杜興強 著，廈門大學出版社，2020

《儒家思想能促進企業創新嗎？》，鄭稱德、鍾海連 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0

儒學並非博物館中的“死物”，而是我們現代生活中賴以存在的“活的觀念”。這種“活的觀念”之“活”要求我們在儒學的應用過程中不斷髮揮其現代價值。“應用”可析為應用什麼和如何應用的問題。就“應用”什麼而言，這涉及儒學的現代價值是什麼。陳來先生在《中華文化的現代價值》一書中指出，中華文化的現代價值是以中華文化中的優秀內涵為基礎的。這些優秀內涵主要表現在其思想理念、價值觀和民族精神等方面。思想理念和價值觀包括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崇德尚義等；作為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深層動力和總體精神的民族精神，主要有“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等。但不可止於此，我們需要將之轉化為現代價值。如講仁愛、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要使之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基礎和源泉。民為邦本、禮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可以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進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啟示。而“和而不同”等精神的挖掘和闡發，則有利於我們解決當代人類所面臨的衝突等問題。

牟鍾鑑先生在《共同體：人類命運中國經驗》中指出，儒學在中國治理中的經驗主要包括黃帝堯舜之道確立了民本、重德、貴和、創新的中華髮展方向；孔孟闡發仁者愛人、義者利人的做人治國之道等。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成就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的重要智慧包括“天人一體”的宇宙情懷、“天下一家”的人類情懷、“中和之道”的協調智慧等。

其次是如何應用，即儒學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其現代價值。陳來先生在《儒家文化與民族復興》中指出：民族復興需要發揮儒學的時代作用。儒家的當代使命是開拓出辯證吸收西方文化、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學，並在此基礎上解決人類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儒學對現代化的作用不是工具意義上的助推作用，而是發揮堅持倡導與現代化市場經濟相補充、相制約的倫理價值和世界觀的作用：比如，儒學強調社會和諧；相較於富有，儒學更重視公平和平等。此外，儒學注重倫理秩序的建構和人格涵養的提升，這也是儒學在現代社會中可以發揮其作用的點。

朱貽庭和施炎平等先生主編的《儒學的時代擔當》提出儒學的擔當精神。此文集主要包括三部分：擔當、誠信和傳承。擔當的核心就是責任感。儒學的擔當觀念是以“憂患意識”與“世道擔當”為主要內涵，它體現了儒學的精神性和實踐性。擔當以信為先，以誠為理論依據，因此講擔當則必講誠信。在該著作的最後一部分中，主要論述儒家精神的傳承問題。他們認為儒學精神是在反思中傳承的，併為中華復興提供重要的價值資源。

安樂哲先生的《儒學與世界文化秩序變革》圍繞如何以儒家角色倫理學來克服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問題展開。他認為，個人主義不僅“不能使我們很好地理解家庭和社群的共同生活”，而且“與作為經驗事實的這種共同生活形成緊張對立”。而儒家角色倫理學從特定時代條件出發，概括應對天時人事的實踐經驗。對於儒家而言，家庭、宇宙的意義體現和依賴於家庭、社群成員等角色的良好修為。儒者透過孝悌、樂群等實踐經驗總結出一套儒家的普世智慧。

杜興強先生的《儒家文化與會計審計行為》就儒學如何影響會計審計領域做了細緻的研究。他重點分析了儒學中的親親原則對中國上市公司的會計審計行為的影響和“論資排輩”的儒家觀念對股價崩盤風險的影響。此外，他還討論了儒家文化與大股東資金佔用、女性董事、公司環境治理盈餘管理之間的關係。鄭稱德與鍾海連合著的《儒家思想能促進企業創新嗎？》一書以新儒商儒家價值觀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係作為核心問題，選取了以儒家價值觀為經營理念的國有企業“中鹽金壇鹽化有限責任公司”為應用案例，從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的角度，具體探討了儒家價值觀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及其影響進路。他認為，儒家價值觀在企業中透過以戰略型CSR專案為實施載體，能夠催生企業在技術、產品、管理等方面的創新。這本書的特點是在企業戰略層面表明儒家思想能夠提高企業戰略決策能力，深化了對儒家思想與企業管理的交叉探索研究。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儒學的現代應用日益廣泛和細緻。儒學的應用，其內涵在現代語境中，依現實需求而呈現出新形態。其應用外延日益廣泛，涉及人類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個領域。

03、儒學的地域化發展

《新加坡儒學史》，嚴春寶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文明互鑑境域中的夏威夷儒學》，安樂哲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孔子與杜威：跨時空的鏡鑑》，安樂哲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琉球王國：儒家文化十二講》，孫曉光、田夢傑、張赫名 編著，新華出版社，2020

《河東儒學發展史》，姚文永 著，三晉出版社，2020

《嶗山儒學源流》，壽楊賓 著，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20

2020年關於儒學的新著中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有關儒學的地域化研究。儒學的發展既是一個在時間中的歷史展開，也是一個在空間中地域化的過程。從歷史上看，儒學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所謂的“關學”“洛學”等，特別是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按照地域來劃分王學的發展脈絡，這些都體現了儒學的地域化發展的傾向。近些年也有“徽學”“閩學”“江南儒學”等提法，而儒學研究也呈現出地域化的傾向。

嚴春寶先生按照歷史的發展脈絡，對新加坡歷史上有關儒學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主要儒學組織機構等予以儘可能詳盡的記錄與研究，力圖展現新加坡儒學傳承的歷史全貌。［3］他將新加坡儒學史分為幾個階段：1877年之前，這是新加坡儒學的早期傳播；1877—1942年為戰前時期的新加坡儒學；1945—1965年為戰後至獨立前的新加坡儒學；1965年至今為新加坡獨立後的儒學。新加坡早期儒學之發端是透過移民的方式來完成的，早期傳播主要侷限於日常生活及行為方式方面對儒家傳統的繼承，由此儒學演變為峇峇文化。戰前時期的新加坡儒學是在清朝設立的駐新加坡領事的保護和推動下發展起來的，由生活方式生髮出有地域特色的儒家文化。這一時期保護和推動新加坡儒學發展的領事主要包括左秉隆和黃遵憲。左秉隆的貢獻在於倡設義塾、開設文會以及主推英語雄辯會；黃遵憲延左秉隆舊法，重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如忠君、孝順、貞節等，代表性人物有林文慶和邱菽園。林文慶的儒學思想表現為四方面的特徵：強烈的批判意識；對儒學相關的重要概念的清晰界定；對儒學重要原理的邏輯推理與分析；具有完整的哲學體系。此外，林文慶還領導了1899—1911年新馬孔教復興運動。而邱菽園對新加坡儒學的貢獻在於設立文社學會、創辦報紙和改編並出版儒學讀本《千字文》等。戰後至獨立前的新加坡儒學發展狀況主要表現為傳播儒學機構的發展狀況，特別是華校和南洋大學的興衰。新加坡獨立後，儒學的發展主要表現為李光耀推動“儒家倫理”課程，實行“儒家倫理”教育。嚴春寶認為，隨著“儒家倫理”課程悄然結束，走下歷史舞臺，新加坡儒學呈現削弱的態勢。不過只要華文和華語在新加坡尚存，則儒家傳統在新加坡就不可能徹底消失。

安樂哲先生提出了“夏威夷儒學”。夏威夷儒學主要是執教於夏威夷大學的學者對儒學的研究，以安樂哲等為代表。夏威夷儒學是一種在中西對話基礎上的世界儒學，其特點正如《文明互鑑境域中的夏威夷儒學》一書的書名中所提到的那樣，是基於“文明互鑑”的境域。此書涉及中西方倫理學的不同思維和視野、發展中的世界儒學、活的傳統、家庭關係、宗教與宗教感、文化與語言等內容。在這些部分中，安樂哲不僅對當前學界所提出的進化儒學、進步儒學、現代儒學以及世界儒學等概念做了系統討論，而且將儒家倫理思想特別是儒家角色倫理學，與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學、康德義務倫理學、西方功利主義以及杜威的實用主義等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他透過儒家角色倫理學的建構，對中國儒學傳統中的家庭觀念、禮學以及以人為中心的宗教感做了新的解釋。在《孔子與杜威：跨時空的鏡鑑》中，安樂哲則將孔子的思想和杜威的實用主義做了具體的比較，他認為儒家的宗教性是一種實用、以人為本的宗教性，具有實用主義的意蘊。

孫曉光等編著的《琉球王國：儒家文化十二講》主要是討論儒家文化在琉球的歷史發展。明清以來，琉球透過政治冊封、朝貢貿易、閩人移民以及派遣留學生等途徑，積極吸納儒家文化。它對儒家文化的吸收表現在琉球的學校教育、文學藝術、宗族觀念、生產科技等各方面。具體而言，如在服飾上，琉球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帶有濃郁儒風的琉球衣冠服飾制度。琉球的諭祭、冊封儀式展現了忠、孝、倫、禮之道，並形成了一套以中國儒家禮樂文化為載體的即位體系。琉球建有孔廟，並培養出儒學大師陳順則、政治家蔡溫。他們都以儒家思想來治理國家和教化民眾。

姚文永的《河東儒學發展史》則是研究儒學在河東地區的發展。河東主要是指今天山西的西南部。河東儒學主要是指歷史上在這一地區成長起來的儒家學者及其儒學思想。作者在該著作中從河東這一地域的文化特點出發，重點探討了堯、舜、禹、子夏、荀子、王通、孫復、司馬光、薛瑄等儒家學者及其思想，由此描述出河東地區儒學發展的脈絡，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壽楊賓的《嶗山儒學源流》所研究的地域儒學，其範圍則更小，主要是嶗山（今天的青島市嶗山區）這一地域的儒學發展。該書討論了嶗山地區儒學興起和發展的歷史，嶗山的儒學教育、嶗山的書院、儒者在嶗山地區的活動、嶗山地區的儒者（如鄭玄）及其著作，以及嶗山地區有關儒家的碑記等內容。

就儒學的地域化研究來說，從空間上看，它既包括國內的地區，也涉及海外。作為儒學的地域化研究，它不僅是儒學在某一地域的發展，同時也涉及某一地域的儒學。也就是說，儒學的地域化包含著雙重內涵：“儒學在某地域”與“某地域的儒學”。“儒學在某地域”意味著儒學與地域之間是一種外在的空間關係，這種外在的空間關係在一定意義上為地方的儒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某地域的儒學”則隱含著儒學與地域之間有一種內在的所屬關係，該儒學具有該地域的明顯特色。上述幾本新著雖在這兩方面各有偏重，但它們實際上都兼具這兩方面的內涵。

縱觀2020年出版的儒學相關研究著作，儒學在穩步推進並呈現新的特點。在儒學研究的闡釋之維中，既有如從緘默等新的闡發視角來闡釋儒學，又有如用儒家生生倫理學、生活儒學、社會儒學等新的儒學理論來建構儒學體系。在儒學的現代應用中，學者既注重儒學的宏觀價值和意義，如儒學對民族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的意義，也注意到其在經濟生活中，如會計審計、企業管理等活動中，較為具體的應用。在儒學的地域化研究中，其研究不斷轉深轉廣，從國內擴充套件到海外，從大地域到小地方。地方性的儒學資源研究日益豐富。一句話，這些儒學研究著作進一步展現了當代儒學發展的理論深度、現實關懷以及地域特色。

註釋：

［1］楊國榮。何為儒學？——儒學的核心及其多重向度［J］。文史哲，2018（5）。

［2］陳來。儒家文化與民族復興［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

［3］嚴春寶。新加坡儒學史［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2。

原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21年01期。僅作學術分享，若有侵權，聯絡即刪，十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