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傳統社會小農意識的解析

——- 吳丹毛

攝影 黃卓

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體，它是狹隘保守、平均主義、知足常樂、權威心理等小農意識產生的溫床。在自然經濟為主，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時代，人們出於自然滿足狀態，“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相互間缺乏橫向聯絡和比較。在這種自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中，生產規模、生產空間狹小，生產程式穩定，生產過程簡單，人作為個體的主動性發揮不出來，卻很容易產生惰性。

小農意識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在現代社會也有某種存在的必要因素，但是，它是一種強大的傳統，我們對它進行分析和了解，是希望在現代化高速發展而小農意識不可能快速消滅的情況下，尋求一條有効克服其消極影響的途徑。因為小農意識做為一種傳統意識，其落後的屬性對現代社會仍然有消極的影響。

狹隘保守的小農意識

中國單一的農業經濟以家庭為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是一種“男耕女織”，將農業、手工業結合在一起的經濟結構，個人可以在家庭範圍內再生產自己。它有明顯的兩重性：其一是狹隘的封閉性。小農經濟的自然屬性表現為衣、食、住、行的必需品，除鹽、鐵等個別當地不能生產的產品外，都可以自給自足。在中國的家庭經濟裡，從種植開始到織布為止都是自己進行的。不像西方，烤麵包需要有作坊，每到星期天，大家還能集合在一起作禮拜，總有個公共的集合場所，人與人之間總還有些聯絡。據清朝筆記小說記載，康熙盛世，社會安定，京城外有一鄉紳，雖年近六旬卻從未到過京都。時逢春暖花開之際，為了此心願，騎驢赴京。京城繁華景緻使其眼花繚亂，回到鄉里，京城之行竟成一爆炸新聞。其口若懸河侃侃而談，使眾鄉鄰為之瞠目。一小兒問曰“先生可見皇上用膳？”答曰：“皇上早膳，烙餅攤雞蛋。”這鄉紳為皇上杜撰的早餐，就是他生活中款客之佳餚。中國農村經濟封閉的體系，造成了人們目光狹隘、短淺。其二是穩定的保守性。所謂“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是一種基礎薄弱、技術落後的簡單再生產，它有頑強的再生能力。農業如果欠收了，可以用手工業和家庭畜牧業補充其不足。如果農業、家庭手工業和畜牧業都受到災害，它甚至可以用把自身生活用品的消費減低到最低限度的方式，來準備進行下一個年度的再生產。因此它生產的規模雖然很小，但進行簡單再生產的條件彈性卻很大。豐年他不願意去冒進一步擴大再生產的風險，歉年也不會一下子破產。小農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市場需要而是為了自給自足。為了保證這種簡單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需要的是穩定、保守，而不是發展變化。

傳統社會傳為美談的所謂“國籍千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正是典型封建社會經濟的寫照。農業上傳統的耕作方法和手工業的技術都是祖孫世襲，原封不動地一代一代傳下去。生產工具經歷千百年而無變化，漢代發明的耬車、翻車一直沿用到現代，鋤、犁等生產工具在漫長的歲月中也很少有所改進。人們習慣於固定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對任何新鮮的事物都表現出本能的抵抗。魯迅先生對阿Q以中國鄉下人特有的狹隘眼光看不慣甚至鄙視城裡人進行了刻畫：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半寸長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了的。可笑！在這種保守心態的影響下，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極其緩慢。尤其到了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封建制更加腐朽、保守，落後的封建思想更加頑固，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對華出口貿易擴大的主要障礙，乃是那個依靠著農業與家庭工作相結合的中國社會結構”。“因農業和加工製造業直接結合而起的巨大的經濟和時間的節約，曾對大工業提出非常頑強的的抵抗”。

歷史證明，一個民族的文化越是源遠流長，在民族心理的深層結構中，其傳統成分就越是根深蒂固。

平均主義的小農意識

中國傳統社會是典型的小生產社會，小農意識的本質就是平均主義。在傳統的農業國中，人們在極低的生活水平上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競爭，根本沒有機會依靠個人努力在不對周圍人進行剝奪的前提下，達到經濟上出人頭地的目的。在自然經濟的條件下，財富猶如杯中水，一個村莊裡不可能人人都成為地主，“朱門酒肉臭”，就必然“ 路有凍死骨”。因此，百姓們希望的是平均財富，人人均等。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幾乎每次都以平等為口號。莊子借盜蹠之口講：“分均，仁也”。鐘相、揚麼嚮往“均貧富，等貴賤”。洪秀全則以“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為理想，孔子也沒忘記要為這種平均主義增點色彩，他提出“均產相安”的主張，認為：“吾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在平均主義社會里，別人得益常是自己的損失，嫉妒必然成為一種異常廣泛的社會心理。

嫉妒是人在自我價值的追求過程中，由於受到外界排斥自我或超越自我的某種因素刺激時，而產生的某種不舒暢情緒。在社會發展中，人總有優劣、強弱之分，而人又總是追求自我價值和自我完善的。當人優我劣，人強我弱，人智我愚，自我價值和自我完善的實現總不如人時，希望看到他人的失敗而幸災樂禍，不願成人之美就這樣成了傳統。這種人可以憐惜別人的苦難，但並非是同情心的體現，而是一種自我慰藉，只有在別人成功會增加自己機會的社會中，人才能為別人高興而高興。中國人常能共憂患而不能共歡樂，所謂“窮兄弟”而未聽說“富哥們”。上至王候將相，下至庶民百姓概莫能外，蓋出於此種心態。平均主義生活觀是“恨人有，笑人無”，我不能比你窮，你不能比我富，發展觀是“進同行，退同步”，我不能比你慢，你不能比我快。從總的趨勢來說，平均主義所導致的個人行為是緩慢、靜態、不講差別、不講競爭，也是形成人們嫉妒、抗變、防範等行為的重要因素。

平均主義在傳統社會里已成為一種異常廣泛的社會心裡。求富，就要講求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就會出現不均與不安，求均、求安則將人們引向生產成果的再分配。儘管在窮困普遍化的情況下，人們必須重新開始爭取生活與生產必需品的鬥爭，人們也還是將均平世界觀視為理想。這種民族素質中的缺陷，作為一種內耗因素，滯洩延緩著社會發展的程序。

知足常樂的小農意識

老子云：“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常足矣。” “知足不辱，知足不殆，可以長久。”並且由此發展到禁慾：“我無慾而民自補”。而君子善政，百姓幸福，風調雨順，溫飽太平，“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是傳統社會中小農們憧憬的理想王國。

列寧說：“獨立的農業勞動，只有在最好的年成和特別順利的條件下才能抵償這種農民的生活費用，所以這種農民的地位是極不穩固的”。小農經濟並不是一種獨立穩固的社會經濟形態，它具有不可克服的致命弱點。一家一戶勢單力孤有限的經濟力量，基本是靠天吃飯，無力應付各種天災人禍，封建國家繁重的賦役，頻繁的戰爭，常常使得小農家破人亡。

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國，這裡最大的束縛是自然資源的吝嗇。古代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中上游流域，境內的高山深谷不能種植，只有黃土高原可供農耕，但土質瘠薄，又兼河水經常氾濫成災，歉收年景較多。隨著人口的自然膨脹，對土地的需求越來越大，但中國境內則多山地、丘陵，可耕地很少，使人們沒有更換一塊土地耕種的可能。由於人均土地資源稀缺，眾多小農一生只能在窄小的空間活動，在一定的土地上求生活。人們沒有擴充田園的希望，必須盡力地保持地力，因為土地的貧瘠就是他們的凍餒。雖然生活資料稀少，生活程度低下，但土裡刨食，尚可滿足生存。

傳統社會千百年中，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種夏管，秋收冬藏。一年一度，週而復始，只有季節的轉換，沒有時代的變更。這種在簡單再生產不斷延續下定型化了的生活方式，使人們習慣於樂天知命，安分守己。每一個人感覺到除了接受傳統的地位外，若是想自闢新路，新路前面並沒有可靠的機會，冒險者儘管可以置生死於度外，可是至少要有一個引誘他的目標。在一個被封鎖了的社會中，冒險者是不會有結果的。在這種生了硬殼的文化裡，除了安心在殼裡求生存難有它途，於是，聰明的人“克己復禮，”把生活託付給傳統，他們只能在控制自己慾望的方法下求一個平靜恬適的生活。

知足，是小農經濟下舊式農民的生活態度。貧窮把他們的願望壓制到最低的生活限度，愚昧使他們無所求，專制更使他們不敢有所求。他們無力向自己的命運抗爭，一小塊土地便是永恆的樂園。如果風調雨順，那是上天的恩賜，一旦徭輕賦薄，更是皇家的仁慈，這已不僅使他們知足，而且是深似海、重如山的浩蕩恩德了。知足之外，他們更懂得了感恩。

權威心理的小農意識

黑格爾說：“東方人的主要特點是對於一個大力之畏懼，個人在一個大力面前是一個偶然無力的東西。”小農經濟由於工具簡陋，生產規模狹小，使得他對於種種天災人禍無能為力，習慣於把自己的利益和願望，把自己的幸福寄託於“真龍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爺”的出現上。中國傳統社會在人們腦海裡深深地打入權威意識的烙印，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以權威的意志為轉移，既迷信權威也恐懼權力。

本來一個國家乃至一個組織，形成權威是必要的，但人們過分崇拜權威，即說明人與權威之間的關係不正常，因為權威的作用是影響人而不是約束人。不可否認，在現實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正常現象，如領導的意志決定一切，下級對上級唯命是聽等，均與迷信權威有關係。迷信權威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加重了權威的某些缺陷和其缺陷對周圍的影響程度；同時抹殺和束縛了人的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當然，也加重了由權威所產生的地位主義，使一些人形成了畏強欺弱，阿諛奉承，對上畢恭畢敬，對下蠻橫苛刻的惡劣行為。

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小農家庭，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與社會交往。經濟上的自足狀態使人們在某種程度上處於分散隔絕狀態。人們在創造價值上感到無能為力，對自身幸福感到毫無把握，於是只有無所作為甚至依賴成性。小農經濟的這種無力性，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特點，就是小農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舞臺上，既形成了一個階級又沒有形成階級。反映在歷史程序中就是社會矛盾的積累與積聚達到臨界，只能透過農民暴動、農民戰爭而得到暫時的消解。在暴動與戰爭期間，大一統局面的被打破，是為了迅速地重建一個新的大一統。中國封建社會數量巨大的小農百姓可以形成其他國家所不可比擬的浩大的農民起義，甚至可以“翻天覆地”地改朝換代，但卻翻不出新的花樣來。因為不能代表自身利益脆弱的小農經濟的特性使小生產者不得不擁立一個新的主宰，一個高高在上的絕對權威，來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也就是立個好皇帝，還得回到封建宗法的大一統局面。這種封建宗法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不僅具有金字塔式的穩固性，而且具有不倒翁式的回覆能力，使中國封建社會長期處於近乎迴圈的停滯狀態，緩慢的生活節奏，真使人感到如魯迅先生所言“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膩

缺乏主體意識的小農，反叛的最終成果只能成為統治者改朝換代的工具。一個國家需要英雄，但一個離不開英雄的國家是不幸的。對中國小農意識的揭示，可以警視示國人，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應該以一種陽光健康的心態面對人與人的相處與交往。

攝影 黃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