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山西的舊石器考古與研究

本文簡要梳理了近十年（2000~2016）來山西舊石器考古發現和研究概況，總結出一些山西舊石器發展特點，初步分析了制約山西舊石器發展的因素，指出山西舊石器今後必須加強對後備人才的培養，同時聯合全國同行的力量，除了繼續在原有工作區域開展階段性、立體式工作外，還需在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以及中條山南麓等舊石器考古與研究薄弱地區展開調查、發掘和系統研究工作。

前

言

近十年來山西舊石器考古發現

本世紀初，王建、王益人先生曾對山西舊石器考古與研究進行全面回顧，梳理了山西過去近八十年的舊石器考古發現，總結上個世紀山西舊石器研究特點，在展望部分，他們指出，21世紀，山西舊石器考古應該加強區域文化研究，針對不同區域展開長期而系統的舊石器考古與科研工作，重視多學科綜合研究，同時，建議加強我國舊石器考古基礎理論研究，建立一套統一而完備的田野考古模式和學術研究操作規範

。

自此十餘年已過，山西舊石器考古有了一些新收穫，學術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很有必要對這十多年的成果做一次歸納總結，以便了解山西舊石器考古這些年的進展與工作特點，作為後續開展野外工作與深入研究的基礎。

從區域劃分的角度看，十餘年裡，山西舊石器考古區域的分佈情況是：呂梁山南端，以柿子灘S1地點為中心的遺址群的大規模調查和重點發掘；汾河谷地，集中在汾河中下游，以丁村遺址（54：100地點）為中心的丁村遺址群；太行山西麓南端，以陵川縣為主要區域的洞穴遺址的調查與試掘。

1、呂梁山南端

1980年代柿子灘遺址被發現，並進行試掘，收穫顯著。

進入2000年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為主導，在吉縣清水河兩岸進行拉網式野外調查，核查、新發現舊石器晚期地點25處。2000~2007年，前期，選擇20個地點試掘，確定了以高樓河為中心的舊石器晚期遺址分佈區；後期，重點對S9、S12、S14、S24等地點發掘，四處地點不僅出土數量龐大的石製品、動物化石、燒骨、燒石、石磨盤和棒、鴕鳥蛋殼裝飾品等，還在S12A清理用火遺蹟3處，S12C清理1處，在S14地點清理用火遺蹟17處。

2009~2010年，配合臨吉高速公路建設，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學文博學院、吉縣文管所聯合，從大田窩村至高樓河村一線6公里範圍內展開大規模考古調查，新發現舊石器地點近50個，重點對S3、S5、S13、S26、S29、S47、S67等發掘，S29堆積厚、文化遺存豐富，出土各類文化遺物極其豐富，並清理出用火遺蹟285處。發掘顯示，以S29地點為中心，柿子灘遺址群的又一個人類活動中心區域露出了“廬山真面目”。

與上述發現相匹配的發掘簡報大多數已經發表（2009~2010年配合基本建設的野外工作除外），此外，研究者對遺址出土的部分器物進行了功能分析，探討粟作農業起源，分析穿孔器的鑽孔方式及穿系方式等，這些研究都與微痕實驗資料分析與比對密切相關。也有個別屬於基礎性研究，主要是楔型細石核的型別學分析，並討論呂梁山南端細石器文化與太行山西麓細石器文化傳統問題。

研究者就S9地點出土石磨盤和棒實現了對其表面殘留物提取及澱粉顆粒分析，結果表明這類石質工具主要加工草本和櫟屬植物，同時石磨盤和棒微痕分析結果與先期試驗資料比對，顯示它們也用來研磨顏料和磨製裝飾品。這類石質工具的功能較為多樣。透過對石磨盤棒功能分析，結合S9地點的工具型別、絕對年代資料等，研究者得出了值得關注的結論：佔據S9地點的史前人類已經出現了半定居模式，而且處於粟作農業起源初始階段。無疑，S9地點可作為探討黃河中游農業起源的核心區域之一。

柿子灘遺址群數量上的擴充和豐富的文化遺存表明，呂梁山南端毫無疑問是山西舊石器考古現在與未來開展野外工作的重要區域，也是探索華北細石器文化發生、早期現代人流動、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等學術課題的重中之重。與呂梁山隔黃河相望的是陝西黃土高原南段，宜川縣龍王辿遺址與柿子灘遺址遙遙相對，文化遺存面貌呈現出較高一致性。柿子灘遺址東北方向，有同樣處於呂梁山南端的細石器文化遺址——薛關遺址，文化面貌與柿子灘遺址有相似也有差異，年代與柿子灘S9地點相當。從已有發現看，黃河兩岸黃土高原南端，可劃出一個細石器文化圈。這裡將是進行細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區域之一。

柿子灘遺址S12A地點發掘現場

2、汾河谷地

汾河谷地發現的舊石器遺址比較集中，一個是汾河上游古交舊石器遺址群，一個是汾河下游襄汾丁村遺址群，此外在靠近黃河左岸處，有零星舊石器地點。

古交舊石器遺址群自20世紀調查，並對其中的後梁地點試掘後，此後並未開展更多工作。2013年古交遺址群的王家溝和後梁地點被批准成為第七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古交李家社和石千峰地點核查，獲得少量石製品。

2012年12月，在襄汾縣上魯村石溝砂場發現屬於同一件人類枕骨化石碎片兩塊，2013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中心王益人研究員等前往石溝砂場考察，決定對這裡實施搶救性發掘。由此，拉開丁村遺址群新世紀野外工作的序幕。

2013~201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為主導，沿汾河兩岸並向原來丁村遺址群範圍東北往南方向黃土臺地擴充套件，一邊對石溝遺址搶救性發掘及周邊調查，一邊在襄汾縣城南大運路周邊開展大規模調查，並選取重點區域如老虎坡、九龍洞、過水洞等發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重點體現在兩大方面：1，在黃土臺塬地新發現舊石器地點50餘處；2，改變了對丁村遺址文化遺存的埋藏認識，由原來的河流搬運埋藏到原地黃土層堆積，由此，在新發掘的地點中發現人類打製石器現場等現象就成為可能——九龍洞遺址A和B區均發現了人類打製石器現場；老虎坡清理出疑似石鋪地面或原料儲備區。

丁村遺址群範圍老虎坡遺址發掘現場

野外工作開展的同時，以王益人研究員為首的丁村遺址考古隊及時整理出土資料，爭取儘快將發現成果以簡報形式先報道出來，並開展了丁村遺址群埋藏環境預研究等。

丁村遺址發現六十週年時，由王益人研究員主編的《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群——1978~1980年丁村遺址群發掘報告》正式出版，陳淳先生高度評價該報告是“繼往開來的鴻篇鉅製”，是“舊石器考古研究一座新的豐碑”。這部報告全面披露了丁村遺址1978至1980年全部地點的石製品測量資料及簡圖，為考古界同行乃至對舊石器感興趣的人提供了最詳實的檢索資料，報告內石製品分類方法亦是進行型別學分析的參考和借鑑。

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群(1976-1980)發掘報告

3、太行山西麓南段

20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曾是太行山西麓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或地點的黃金期，此後卻陷入沉寂。2012年以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啟動了對太行山西麓舊石器考古工作，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晉東南，其一，陵川縣附城鎮丈河流域舊石器地點調查，部分洞穴遺址小面積試掘；其二，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沁水盆地的下川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以便建立深入、系統研究下川遺址的基礎。

20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陵川縣西瑤泉村調查，試掘後河洞和麻吉洞陵川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共出土各類石製品、動物化石、燒骨、燒石和石塊等近3000件，在後河洞清理出一處殘留用火遺蹟，麻吉洞清理出四個灰燼層。與之相關的簡報和石製品綜合研究已初步完成。

2014年，杜水生教授等在下川盆地的富益河圪梁和牛路地點發掘77平方米，出土了楔形析器、圓頭刮削器、石葉、細石葉、石磨盤、砍砸器等，清理火塘6處，發現大量用火遺蹟。經過對挑選的木炭樣品進行年代測定，獲得13個測年資料，由此可知下川這兩處地點的年代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萬年前，最晚可能延續到了距今1萬年前。

太行山西麓南段自北而南發現了十處舊石器洞穴遺址，還有多處曠野地點，其文化時代幾乎全部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檢索這些遺址或地點，以晉東南盆地的晉城地區最為集中，然而多年來整個太行山西麓的舊石器考古和研究工作幾乎完全停滯，重新啟動該區域的舊石器調查、主動課題式研究，是迫在眉睫的事。杜水生教授在沁水盆地的發掘與研究就屬於主動課題式。

除了前述三個大區域，西侯度遺址2005年的發掘及後續所進行的研究工作值得關注。

山西舊石器考古研究特點

經過簡要梳理，山西近十年來舊石器考古與研究工作具有明顯特點：

1、以某個區域為主，集中開展考古調查與發掘，無論是呂梁山南端以柿子灘遺址群為中心，還是汾河谷地以丁村遺址群為中心，都是大規模調查與探溝式試掘和重點地點的發掘相結合，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成果，一方面新發現的地點不斷增加，一方面出土文化遺物不但數量增長，質量上也有突破。這也反映了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新特點。

2、以某個區域為主，相關研究不再滿足於撰寫報告或簡報，更追求對考古資料的深入闡釋。遺址埋藏學研究、石質工具的生產全過程分析、遺址年代學深入研究等等被引入到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研究中，不僅注重出土器物分析，也重視與之相關的背景（context）探討，立體式、系統式研究正成為舊石器以至我國考古的新理念。

3、藉助實驗、微痕分析等手段，同時借鑑、吸收國際上的石器研究方法，對考古學材料轉向了更深層次的分析與闡釋，一步步實踐著透過考古學材料見遠古人類的考古學研究目標。由此，對遺址，對石製品、甚至是動物化石標本，都獲得比以往更多的認識，取得創新性成果。

野外工作與室內研究同時拓展了考古工作者對區域內遺址群——實質上是對古人類活動及行為方式的認識。

小結與期望

很顯然，近十年特別是近三年來，雖然太行山西麓南端也做了一些工作，中條山南側靠近黃河岸邊也有零星發掘，但是山西舊石器的側重點在汾河流域和呂梁山南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中段及周邊區域，曾有不少重要的遺址被發現，有些還進行過發掘，如許家窯遺址、峙峪遺址、後溝地點，可在進入新世紀後，這裡的舊石器工作幾乎沒有任何進展。不得不承認這是山西舊石器考古人的遺憾。這些區域未能開展工作，受多種因素制約，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力量欠缺。加強舊石器後備力量培養，創造良好環境促進舊石器研究人才成長是山西舊石器未來發展的真正推動力。

山西舊石器遺址或地點的數量居全國之冠，從舊石器早期到中期到晚期，均有代表性遺址，在探討人類起源與演化、早期現代人起源及流動、細石葉工藝發生、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等等學術前沿問題上都非常關鍵，山西也是討論我國北方舊石器晚期工業多樣化的重要區域，每一個問題都可以向外延伸出多個子課題。因此，加強山西舊石器考古與研究是每個舊石器人的使命。

太行山西麓舊石器洞穴遺址和曠野遺址發現數量多，迄今僅停留在對代表性資料的報道外，石製品型別學研究、太行山舊石器文化分期分割槽研究等基礎性研究極為薄弱。不僅如此，幾乎全部遺址的考古學資料都屬於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調查或試掘得到，其所包含的埋藏學、人類行為等相關資訊幾乎為零，“資料老化”程度可想而知。太行山舊石器文化的整體面貌、各遺址之間相對早晚等年代序列也不清楚。史前考古學分期分割槽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領域研究，針對考古學資料相對匱乏區域，陳星燦研究員曾指出，“應將重點放在尋找發現舊石器遺址地點方面。而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需要定性描述，更應注重應用技術型別學、定量分析等方法技術，以更客觀地總結不同地區文化特點及其脈絡。”？太行山舊石器文化應首先把基礎研究做起來，其後才可以開展更深入的工作。

未來，期待山西舊石器人聯合更多同行力量在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汾河上游等區域，也能實踐如柿子灘和丁村遺址群類似的野外工作模式，開展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不僅如此，在原有的區域仍然能將工作階段性、系統式進行下去。

（文章來源：《文物春秋》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