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歸流”的起源與結果

我國古代社會中，除了人口密集，經濟繁榮的中原地區外，周邊還有許多地廣人稀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對於如何管理這些地區，歷朝歷代的中央王朝也是很費腦子的，尤其是西南地區因少數民族眾多，民風彪悍而難以管理。

秦、漢、唐朝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採用羈縻政策，設立羈糜州縣，其長官由部族首領世襲，也就是以夷制夷的政策，朝廷承認當地夷人頭目，對他們封以王侯，內部事務自治，納入朝廷管理，中央王朝也將其視為領土的一部分。

到了宋朝，進一步加強了對羈糜州縣的控制，除了在部族首領之外，還委派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以加強監管。到了元代，逐漸演化成了“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制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實質就是“以土官治土民”，中原的王朝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進行間接統治。

但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在土司的統治下，土地和人民都歸土司世襲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個個勢力範圍，其轄內的司法、財政、行政、兵事都可以自治，對於當地人民掌握一切生殺大權。

這樣一來，各個土司所控制的地盤相當於一個個割據獨立的小朝廷，長此以往，中央王朝的各種敕詔在西南地區並不能得到真正的貫徹與執行。

明朝永樂年間，銅仁等地的思州、思南有兩個宣慰司叛亂，明成祖朱棣派兵平定後，改設貴州布政使司，朝廷派遣可以隨時撤換的流官擔任官員，從此貴州成為省一級行政單位，開創了古代“改土歸流”的先河。

但是，這次改革只是針對貴州叛亂的兩個宣慰司進行改革，只觸及貴州的一小部分地區，整個明朝西南大部分地區仍然實行土司制度。並且，土司制度沒有得到削弱，反而在明朝中後期成為我國曆史上土司制度的鼎峰。

清王朝建立後，由於早期主要將精力用在了平定“噶爾丹”叛亂，中原地區人民反抗清廷的起義鬥爭，以及吳三桂發動的叛亂，無暇顧及勢力越來越膨脹的土司勢力。

到清朝中期，特別是雍正時期，國力強盛，清王朝已經有了雄厚的力量來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

為了解決土司割據的積弊，雍正四年（1726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建議在西南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廢除土司首領世襲制，改為實行中央王朝委派的流官制，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府、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前去治理，這就是所謂“改土歸流”。

雍正帝對此甚為讚賞，令其悉心辦理。雍正六年（1728年），又命貴州按察使張廣泗在黔東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在設立府縣的同時，又添設了軍事機構。

本次改土歸流的地區，包括滇、黔、桂、川、湘、鄂6省，所涉及的民族有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瑤族、水族等。雲南、貴州改土歸流的目標，到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實現。

“改土歸流”有利於減輕土司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減少了叛亂因素，加強了中央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有利於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我國這種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清朝在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時，西南地區的一些土司勢力也起兵反抗，清朝也多次對西南地區用兵，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結束也沒有完全消失，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土司制度才被徹底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