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治，重視耕戰各擁有怎樣的含義，在當時怎樣表達出來？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術是統治者用來考察百官、駕馭群臣、推行法治、管理國家以使治下的國家或地區更加符合自己的理想的各種手段的總和。術由使用者獨自掌握要藏在胸中擇機使用，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更不可在百姓中公佈，術者，藏之於胸中。使用的時候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術在國家的治理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國家就像是君主的馬車需要君主有術來駕馭，高明的君王必須善於操術以御下，君主不可能獨自做好國家所有的事，要使國家強大必須依靠眾人的力量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

沒有臣下的合作，君主就無法治理好一個國家，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君主要任賢、兼聽，要做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從具體的瑣碎事務中獨立出來無為而治不必處處過問、事必親躬，保持虛靜之心。法和術看起來屬於不同的範疇，但是它們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絡，執行什麼樣的法屬於法的領域，可是皇帝用什麼樣的人來制定法規，用什麼樣的人來執法卻屬於術，戰國時代農業和軍事力量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先決條件，能趨力於地者富，能趨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

農業發展了國家才能富裕，致力於軍事國家才能強大，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韓非子認為國君的不亡之術就是透過嚴明的法令鼓勵國內民眾致力於農耕而使國家富裕，同時鼓勵人民勇於作戰增強軍事實力，只有擁有強大實力才能震懾強敵使萬乘之國不敢貿然來侵略。韓非十分讚賞透過立法鼓勵耕戰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遊士危於戰陳；提到商鞅變法時說：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這種獎勵耕戰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孝公行之，士以尊安，國以富強。

反之，人民就會貧困，國家實力就會下降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民眾不辭勞苦辛勤耕作是為了富裕，不懼危險冒死苦戰是為了得到富貴，如果不重視他們而禮遇那些從事智力活動的人，願意從事耕戰的人必將大大減少，到農民不足以提供充足的農產品戰士不足以保障國家安全的時候，法制就會敗壞國家就會貧窮社會就會混亂。因此韓非反覆強調重視耕戰績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績學之士哉？提出獎勵耕田出力和披甲上陣的人，如果禮遇隱居而從事私學的人，那麼民眾就會不願從事耕耘和作戰。

不事力而衣食，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國君把不耕作而吃穿不缺當做有能力不憑戰功而尊貴當做賢能，國家軍事實力就下降了，土地也就荒蕪了。秦人的治國理念與《韓非子》思想有很多相似之處，秦人大量任用客卿是法家思想的體現，從商鞅變法獎勵軍功開始法家思想就開始就在秦國統治思想中居於主導地位，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以《韓非子》法家學說為理論基礎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政權，秦代的統治思想全面法家化，以至於後來很多人把法家學說當做秦王朝的標誌。

春秋戰國時期，以中國西部戎族地區為主要活動區域的秦國各方面都比較落後，被中原各國視為戎狄，根本沒有資格參與中原各國的盟會。後來秦國透過商鞅變法逐步強盛起來，到秦王羸政時戰勝了當時六個強大的諸侯國，建立了統一的秦王朝。秦國的發展與強盛的關鍵是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等都大量任用客卿，與《韓非子》的用人思想恰然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