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4月頒佈的《褻瀆聖物治罪法》規定對褻瀆聖體者處以死刑

怎麼才算褻瀆神

復辟王朝無力在對外領域推行積極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國力虛弱所決定的。而這種國力的虛弱除了勞民傷財的拿破崙戰爭的最終失敗造成的嚴重損失，又與法國在整個復辟時期的經濟發展乏善可陳，尤其是政治統治極度黑暗密切相關。當路易十八回國登基，波旁王室的白百合花旗在法國上空重新飄揚時，極端君主派的著名思想家德·邁斯特爾曾傷感地如是寫道：“如果認為法國國王是重新登上他祖先的寶座，那就錯了。他不過是重新登上了拿破崙的寶座。”此人的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這樣一種不爭的事實：1814年的法國已經不是1789年以前的法國，革命已使六邊形國土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復辟後的波旁王朝必須得正視這一切。應該說，路易十八算是一名尚識時務者，其深知自己不可能完全恢復法國大革命以前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同時也知道，與新體制和新的支配階級實行必要的妥協，是自己最為明智的抉擇。為此，路易十八在1814年5月2日，亦即進入巴黎的前一天在巴黎西北不遠的小鎮聖多昂發表了著名的“聖多昂宣言”，在表示自己不可能全盤接受元老院給他定下的各項準則的同時，允諾自己將保證制定一部自由主義憲法，尊重民主憲政，而且絕不搞秋後算賬。同年6月4日，路易十八簽署了他曾表示要“欽賜”的一個憲章。

《1814年憲章》無疑是舊制度與產生於1789年革命的社會相互妥協的產物。在它的74項條款中，既表現出對大革命成果的讓步，又反映出正統意識以及恢復舊制度的傾向。誠然，法國廣大老百姓對波旁復辟王朝並無好感，因為他是反法聯盟強加給法國的，而且那些飛揚跋扈的外國人還以此作為實現和平與從法國領土撤軍的條件。儘管如此，只要路易十八不恢復特權階級在舊制度時的種種特權，不再徵收什一稅和各種封建租稅，早就期盼能過上安穩日子的老百姓對這個政權還是會聽之任之的。但是，跟著路易十八一起回到巴黎的最頑固的保王黨亡命分子卻不想滿足老百姓這一最低限度的要求。這些在1789年革命爆發的25年中“什麼也沒有忘記，什麼也沒有學會”的人，在百倍的瘋狂和仇恨驅使下，力圖奪回自己在大革命中失去的一切。這些人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的恐懼和憤怒。誠然，後者在過去曾不滿過拿破崙的專制統治，但如今波旁王朝的統治則更令他們深惡痛絕。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懷念起遠在厄爾巴島的皇帝。

正是這種人心向背，使擁有龐大軍隊，又獲得歐洲各國君主國全力支援的波旁王朝，竟在1813年3月的幾星期中被拿破崙率領的人馬不費一槍一彈就輕而易舉地徹底摧毀。如果說這是一個奇蹟，那麼這一奇蹟的創造者與其說是拿破崙，毋寧說是那些使波旁王朝日益不得人心的保王黨亡命分子。雖然路易十八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寬恕“走入迷途的法國人”，但在波旁王朝再度復辟後，捲土重來的封建反動勢力在六邊形國土上實行了白色恐怖。為審訊大批的革命者和帝國的同情者，波旁王朝設立了軍事法庭和特別法庭。當年的弒君者，即曾經主張處死路易十六的國民公會議員以及在“百日”投向拿破崙的將領尤難倖免。如果說在路易十八統治時，波旁王朝在法國還進行了君主立憲制的自由主義嘗試，那麼在路易十八駕崩、其長期充當極端保王派首領的弟弟阿圖瓦伯爵以查理十世的稱號繼承王位後，波旁王朝變本加厲地進一步恢復把“王位和祭壇”作為社會架構主要骨架的“神權政治”，並喪心病狂地反攻倒算。

1825年4月頒佈的《褻瀆聖物治罪法》規定對褻瀆聖體者處以死刑，對盜竊宗教物品者處以終身苦役。國王可以任意指令建立一些教團。與此同時，查理十世還頒佈了《關於補償亡命貴族十億法郎》的法令，“慷慨地”賠償逃亡貴族在大革命中的財產損失。每位逃亡貴族據此可以得到相當於他在1789年從自己財產上所得收入的20倍。在查理十世慫恿下，極端保王派在1826年提出在最富裕的家庭裡恢復“長子繼承權”。翌年，他們又提出所謂的“正義和仁愛”法，意欲對所有出版物課以重稅，使其若無官方支援就難以為繼。凡此種種，使整個社會對當局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而這種不滿情緒，又由於經濟危機的接踵而來更加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