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發現的時候還是嬰兒——但我是誰呢？70年後的尋親，認祖歸宗

系譜中離婚後用畫無後代嗎

託尼·梅在二戰中期被遺棄在倫敦的泰晤士河邊時只有幾周大。70多年來，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然而DNA檢測挖出了他過去的真相。

1942年聖誕節前幾天，一個男嬰被帶到倫敦議會大廈附近的警察局。在泰晤士河北岸的維多利亞路堤（Victoria Embankment）上，人們發現了這名男孩，當時他裹著一件亮藍色的女子外套。男孩被判定只有一個月大，在沒有人前來認領後，他被分配了一個生日。他還需要一個名字。在當時，孩子被發現的地方通常被用作名字，所以他就被稱為維克多·班克斯。

“我一直想知道他們是誰，你知道嗎？而我為什麼會被拋棄，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1944年，維克托·班克斯蹣跚學步時，一對夫婦收養了他，並把他的名字改為託尼·梅。他們後來收養了一個叫埃莉諾的小女孩，她後來成了託尼的妹妹。

託尼記得在他七歲的時候被告知他是被收養的。

“這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我記得我妹妹到處告訴每個人我們是被收養的，這讓我很尷尬。”

在託尼的成長過程中，他和他的父親關係特別親密。

“我的爸爸非常聰明，但儘管他對體育很感興趣，他卻一點也不擅長。當他意識到我擅長捉蟋蟀時，他每天晚上都讓我和我的朋友米克練習捉蟋蟀。他從銀行回來——我現在還能看見他戴著帽子和雨傘——他從花園裡下來幫助我們。他還帶我去看倫敦白城體育場的重大體育賽事。”

“我成為了一名優秀的板球運動員和學生運動員，因為他相信我。當你被收養時，你需要人們信任你。”

託尼的父母很少提起收養他的事。

“我記得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有一次我爸爸敲我臥室的門，問我在聽什麼音樂，”託尼說。

這是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用高音薩克斯管演奏民謠。他說：“你會放這麼悲傷的音樂，就因為你是被收養的嗎？”’我說：‘不，爸爸，這是全世界都在播放的世界級的音樂。他說：“哦，那好吧。”’就是這樣，沒有關於它的對話。”

23歲的託尼結婚那天正是自己還是個嬰兒被發現的那一天。

“婚禮結束後，我爸爸側身來到我身邊，”他說。“他告訴我，等我度完蜜月回來，他會給我一個信封，裡面有我的考試成績和收養令。”他說：“信上有一個詞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棄兒這個詞。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好長時間都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是被拋棄了。”

託尼像他父親一樣進入銀行業，然後從事招聘工作。他還有兩個孩子。

回想起來，他懷疑自己身世是否確實影響了他，儘管他告訴父親那天他一直在聽的音樂的原因。

“雖然我也會笑，會開玩笑，也會混日子，但我不是那種有觸覺的人。我得說，我對錶達情感是相當保守的。可是，看一場橄欖球比賽我就會哭個不停。”

直到他的養父母去世，託尼才準備調查他來自哪裡。他的第一站是倫敦記錄辦公室，在那裡他驚奇地發現他不被允許檢視自己的收養檔案。當時的規則規定，社會工作者必須進去，用鉛筆為他做記錄。

檔案顯示，1942年12月19日在維多利亞河堤被發現後，他被帶到威斯敏斯特橋附近的老Canon Row警察局——但檔案中沒有提到是誰在這天的什麼時間發現了他。在切爾西的一家醫院接受檢查後，他被疏散到赫特福德郡威爾的Easneye託兒所，以遠離戰火的危險。

小維克多第一次見到亞瑟和艾薇·梅是在託兒所。在獲准收養他之前，他們照顧培養了他一年。當託尼讀到一份從那時起的福利報告時，他明顯被感動了。

“訪問日期：1943年11月5日。這孩子照顧得好嗎？答案是：“她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孩子對個人照顧反應良好，對人和事也越來越感興趣。”“申請者對孩子滿意嗎？”他們對他非常滿意，也很高興有了自己的孩子。”

“那太有愛了，”託尼說，輕拍著桌子以示強調。

託尼檔案中的信件顯示梅斯夫婦曾寫信給當局，想看看他們是否能找到更多有關他的歷史的資訊。答覆是明確的——已經進行了詳盡的詢問來尋找父母，但一切努力都沒有成功。

到了這個死衚衕後，託尼把他的故事告訴了媒體，希望能喚起某些人的記憶。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出現在廣播、電視和報紙上。一些戰時在Easneye託兒所工作過的護士站出來，但託尼並沒有進一步瞭解他的出生情況。

我已經放棄了。我想，‘沒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所以就是這樣，’”他說。

四年前，託尼加入了社交網路臉書上的一個棄兒群。他們交換了各自的生活故事，以及他們被遺棄的原因。託尼認為他可能是一個英國女人和一個美國士兵私通的結果。

據估計，在1942年至1945年間，大約有22000名兒童以這種方式出生。“我是在倫敦被發現的，我知道這是一個會發生這種情況的地區。”他在臉書群裡提到了自己的理論，這一舉動改變了他的生活。

這篇帖子是遺傳系譜學家朱莉婭·貝爾發現的，她曾利用DNA追蹤二戰期間有孩子的美國軍人。

茱莉亞的第一個成功案例是找出她自己的外公是誰。茱莉亞受到她處理其他退伍軍人案件的經驗的啟發，但她現在正在尋找一個新的挑戰。

“我發現美國軍人的案子很容易。他們都知道自己的母親是誰，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我想，‘把知道你來自哪裡的禮物送給那些不知道哪一方是誰的人怎麼樣？’”

當她看到託尼在臉書上的帖子時，她開始關注棄兒的情況，於是她做了自我介紹，並提出免費提供幫助。

“我想，為什麼不呢？”託尼說。

“你知道我都試過了，如果你喜歡，不妨試一試。我不認為她會成功。你怎麼能從這麼一點訊息中找到他們？”

他說得對，這是個棘手的案子，事實上這是茱莉亞試圖破解的最棘手的案子。

茱莉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尋報紙檔案，她找到了一篇1942年12月20日報道託尼被發現的小文章。

上面寫著：“一個四周大的藍眼睛男孩被發現遺棄在路堤上，身上裹著一件亮藍色夾克，那是一名婦女服裝的一部分。”

茱莉亞想知道這是不是託尼匆忙間被拋下的跡象，也許這不是事先計劃好的。

然後，她開始研究DNA，她相信DNA可以幫助解開託尼的案子。當時是2016年，美國和英國使用DNA檢測試劑盒研究家族史的人數大幅增加。

她的第一步是將Tony的唾液樣本送到一傢俬營公司，這家公司為其他客戶提供資料庫中的DNA匹配服務。

我們與他人共享的DNA數量是透過釐摩（基因交換單位）測量的。這個數字從遠房表親的個位數釐摩到父母和孩子的3400釐摩不等。

測試結果顯示，來自多倫多的一位名叫黛博拉的女士，從兩人的DNA共享量來看，她似乎是託尼的三分之一表妹。但這種有希望的聯絡被證明是死路一條。茱莉亞意識到黛博拉的DNA極可能是來自於她父親，而黛博拉說她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

繼黛博拉之後，託尼最親密的親戚是蘇格蘭的一個叫瓊的表妹。這意味著她可能和託尼有一對曾曾曾祖父母，他們生活在19世紀的某個時候。

“現在瓊有了更多完整的家譜關係樹，她願意和我分享，”茱莉亞說。

為了找出託尼和瓊的先人是誰，茱莉亞搜尋了DNA匹配公司的資料庫，找到了一個託尼和瓊的表親，距兩人的血緣遠近差不多。

“這叫做三角法，”茱莉亞解釋道。

“我發現了一對生活在19世紀60年代的祖先，他們三人都有。然後我製作了一張圖表，上面有所有可能的血統線，每一次婚姻和每一次出生。

她說：“我尋找了他們的後代，請他們做DNA測試。每一次我都能找到一場更接近的匹配，幫助我重新集中注意力，離我的目標更近了。”

最常見的DNA測試是檢查遺傳自父母雙方的染色體對（除了性染色體對），但茱莉亞還讓託尼做了另一項測試，檢查線粒體DNA，線粒體是透過卵細胞從母親傳給孩子的。

它暗示了一個強有力的母性聯絡到拉納克郡，在蘇格蘭的中部低地。

這是一項緩慢而艱苦的工作，但2018年年底，茱莉亞確定了一對夫婦，她認為他們可能是託尼的外祖父母，他們住在愛丁堡北部的科克迪。他們有一個兒子，名叫比爾，仍住在蘇格蘭，他已經90多歲了，不願意做測試。然而，比爾的女兒凱瑟琳在聽到託尼的故事後同意幫忙。結果顯示，凱薩琳幾乎可以肯定是他的第一代堂兄妹。

“所以我認為託尼的母親很可能是比爾的妹妹，”茱莉亞說。

比爾有個妹妹叫瑪麗，她於1988年去世。瑪麗有兩個孩子，一個兒子彼得，2006年去世，還有一個女兒希娜，現在還活著。”

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希娜同意去見茱莉亞。

“那是在2019年1月，”希娜說，她坐在我對面，她在北安普敦郡凱特琳的音樂學院。

“我的表妹凱瑟琳向我解釋了關於茱莉亞和這個尋找他父母的人的事情。我覺得不管這個託尼是誰都應該知道他的家人是誰，但我根本不知道這和我有什麼關係。

“她過來告訴我，‘我百分之八十確定你媽媽是託尼的媽媽。“你簡直把我雷倒了，我可一點也不知道！”

“我當時想，我媽媽怎麼可能會這樣做？然後我想，她一定經歷了什麼，才會覺得她必須做這樣的事？要是她還活著就可以和我們說說。”

“希娜來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陪著我記錄這一切。要消化的東西太多了，”託尼說。

“這很奇怪，我沒有想象中那麼快樂。它沒有我想象的那麼大的影響。但後來我聽說希娜願意見我，這是一筆很大的紅利。”

希娜和她的丈夫喬治·黑格住的地方離託尼只有一小時的車程，他們同意在一家旅館見託尼和茱莉亞。

“我只是覺得難以置信。我在擁抱拋棄我的女人的女兒，她已經準備好迎接我，”託尼說。

“希娜給了我一本相簿，裡面全是這家人的老照片。真是太可愛了。她是個好女孩。”

希娜立刻注意到託尼有些相似的五官模樣。“他走了進來，我想：‘那是我媽媽朝我走來。“他太像她了，真嚇人。我簡直無法將視線從他身上移開。”

1946年，瑪麗與希娜的父親結婚，育有兩個孩子。在希娜兩歲的時候，他們搬到了羅德西亞，也就是現在的辛巴威。然而，在她的父親在車禍中受傷後，他們回到了英國。他從未離開過醫院，瑪麗獨自撫養彼得和希娜。“她的生活很艱難，但她是一個有愛心的人。她願意為任何人做任何事，”希娜說。“我好想念她。”

與此同時，茱莉亞還在努力尋找託尼的生父。她發現瑪麗以前結過一次婚，這對希娜來說完全是個驚喜。“茱莉亞告訴我們，母親在1942年8月1日嫁給了一個來自科克迪的名叫詹姆斯的男人，但她在1946年提出離婚，”她說。

由於託尼是在11月底或12月初出生的，茱莉亞知道在舉行婚禮時瑪麗已經懷孕5個月了。

儘管DNA並沒有顯示託尼的父系有很強的蘇格蘭血統，茱莉亞還是決定繼續研究下去。她發現詹姆斯在與瑪麗離婚後再婚，並有了一個女兒安妮塔。

當安妮塔被問到託尼的故事時，她的回答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她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是：‘謝天謝地，他很好，’”茱莉亞說。

安妮塔說，託尼的存在解開了一個困擾她一生的家庭之謎。她說：“我曾聽到過一個傳聞，但我從不確定那是真的。”

“我的年齡在8到10歲之間。我聽到有人說話，就在門口偷聽。我剛聽到，‘哦，你知道，一個孩子被遺棄了，這太可怕了。那可能是我母親說的，而我父親說的是‘你當時不在場’之類的話。這太可怕了，她的狀態很糟糕，她要從橋上跳下去，我必須讓她冷靜下來。”

尚不清楚詹姆斯在他們結婚時是否知道瑪麗懷孕了，但安妮塔說，她父親堅稱孩子不是他的。她的理解是，這導致了詹姆斯和瑪麗在倫敦的爭論。當時，詹姆斯正在軍隊裡，在南海岸服役。也許瑪麗帶著孩子從科克迪過來見他？

“我想這就是遺棄的原因”安妮塔說。

“我父親為了讓瑪麗冷靜下來，把她從嬰兒身上抱了下來。我記得我母親說過類似‘你有沒有回去看看它是不是還在那兒？’這樣的話。”’我記得他說，‘當然了，但顯然孩子不在那裡。’”

這是幾十年後的一個資訊，但它確實表明，瑪麗和詹姆斯都與把託尼留在維多利亞河堤有關。他們的孩子認為這一行為對他們兩人的餘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瑪麗總是告訴她的女兒希娜，她的哥哥彼得是雙胞胎，但另一個孩子已經胎死腹中。希娜的表妹最近透露，她曾經向奶奶詢問過這個死胎的事。

“我奶奶在彼得出生的時候也在場，她說那完全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孩子。所以我們現在認為，那是我媽媽試圖表明的”希娜說。

安妮塔說，當她生了三個女兒時，她的父親詹姆斯很高興，但和男嬰在一起時，他似乎感到不自在。

“他是一個非常支援和樂於助人的人。對他來說，這似乎太不符合他的性格了，我覺得這對他來說很沉重。”

事實上，在他快70歲時，他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並接受了嚴重抑鬱症的治療。我想1942年發生的嬰兒事件（是他多年來一直揹負的事情），他為此感到內疚和羞恥。我認為這促成了他的自殺原因。”

希娜和安妮塔都希望他們的父母能知道託尼已經被找到並被收養了。

安妮塔做了DNA測試，證實了她父親一直說的話，他不是託尼的父親。因此，茱莉亞的搜尋工作繼續進行，她查看了DNA資料庫，並利用出生、婚姻和死亡記錄建立了大量的家譜。她把搜尋範圍縮小到約克郡和赫特福德郡的兩個家族。這意味著他不太可能像託尼最初設想的那樣成為一名美國士兵。

然後，就在找到託尼的母親幾個月後，茱莉亞發現1906年的一樁婚姻似乎將這兩條線結合在了一起。這段婚姻產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埃裡克。“我找到了一個叫埃裡克·威斯貝的人，他可能是託尼父親。我聯絡了一些還健在的親戚，他們告訴我他去了澳大利亞。”埃裡克在2004年去世，他的兒子肯在2011年去世。但肯有個女兒叫Leesa，她同意做DNA測試。”

Leesa住在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交界處的Wodonga。一個月後，檢查結果出來了，證實Leesa是託尼的半侄女。這意味著茱莉亞是正確的，而埃裡克·威斯貝是託尼的父親。

託尼驚奇地發現他的家人在世界的另一邊。

“我的父親去了澳大利亞，現在我透過網際網路和我父親的孫女交談。這是天大的獎賞。”

“埃裡克有點內向，有時他會帶我哥哥、爸爸和我去釣魚，”她說。他是一名油漆工和裝飾師，在維多利亞州四處搬家。在他妻子，也就是Leesa的祖母去世後，他娶了她的一個朋友。

託尼現在正期待著向他的孩子和孫子們介紹希娜和她的家人。

“當茱莉亞第一次告訴我她有了一個結果時，我想我有點震驚，”託尼說。

“但現在我已經見到了我同母異父的妹妹，我已經和我在澳大利亞同父異母的侄女通訊了。我期待著把我的兒子和女兒介紹給希娜的家人。它給了我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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