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地下水資源 防控治理刻不容緩

作者：王焰新（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水文地質專家）

水，乃生命之源；水文明，乃生態文明之基。地下水是水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支撐地球生態系統的關鍵要素，當前卻面臨著超採和汙染的雙重嚴峻挑戰。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可持續開發地下水資源、有效保護地下水環境，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內容，值得重視和關注。

不可或缺的資源面臨沉重超採壓力

生命起源於水、人類擇水而居，水資源一直都是人類基礎性的自然資源和戰略性的經濟資源。縱觀世界五大文明發源地，無不起源於河岸、海邊。“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經》開篇描述的即是一幅水生態圖景。無論是工農業生產、日常生活，還是國防建設、生態建設，都需要充足、優質的淡水水源。

然而，我國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屬水資源短缺國家。我國約五分之一的總供水量、三分之一的城市供水來源是地下水。在華北、西北廣袤的乾旱-半乾旱地區，地下水往往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供水水源。

為應對地下水資源短缺，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區周村鎮在麥田進行噴灌作業。新華社發

一般而言，只有地下水開採量不超過其天然補給量，才能保持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然而，因為地下水依存度高、百姓節水意識和能力不夠，我國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地下水過度開採的問題。地下水的超採往往會引發地面沉降、河流乾涸、溼地銳減、植被退化、海水入侵、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嚴重的地質、生態、環境問題。據統計，我國已有超過50個城市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且主要集中在人口相對密集的中東部地區。同時，上述問題也會直接威脅國家水安全，使得這些高度依賴地下水的地區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水資源短缺形勢。

因此，保證地下水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利用、維護水安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一方面，需要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制度優勢，在充分發揮“南水北調”等重大調水工程作用的基礎上，基於水資源等條件合理佈局城市發展，大力推進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戰略，提升城市水資源管理能力與水平，降低城市地下水依存度；另一方面，發揮經濟槓桿作用，提高超采地區地下水徵收費用，採取各類舉措引導百姓樹立節水意識，並積極推進節水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推廣。

遏制水汙染帶來的健康危害

生態系統是各種自然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複雜系統。地下水不僅僅是重要的水資源，也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態系統中的關鍵要素，對於維護生態系統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化工等傳統產業的快速發展，人類活動對地下水環境的影響日益加劇，地下水遭受汙染的程度和範圍不斷擴大。曾經，農藥化肥滲入、漏損的城鄉管網導致生活汙水汙染、工業和畜禽養殖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廢水等情況一度悄無聲息地蔓延。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將補齊生態短板擺在突出重要位置，各項舉措紮實有效推進，水汙染防治工作取得可喜進步。但因地下水汙染不易察覺、具有較高隱蔽性等特點，加之人們對地下水汙染的重視程度遠不及對地表水汙染的重視程度，使得部分地下水汙染源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汙染途徑尚未根本切斷，部分地區地下水汙染程度仍在不斷加重，新的汙染依然在發生。2016年，原國土資源部對全國31個省（區、市）225個地市級行政區的6124個監測點開展的地下水水質監測結果顯示，超過60%的監測點水質為“較差級”和“極差級”。當前，我國地下水汙染主要呈現出四大特點：總體汙染嚴重；汙染源種類多樣、汙染物成分複雜；區域差異顯著；呈現由點到面、由淺到深、由城市到農村的擴充套件趨勢。

為加強地下水資源保護，北京市市政道路使用再生水。新華社發

地下水汙染給人類健康帶來的危害極大。地下水往往無色無味，即便人類飲用了含有有害物質的地下水，也常常難以察覺，這些物質對人體的影響往往是長期的、慢性的。汙染的地下水還會透過灌溉影響作物質量，進而影響人體健康。與此同時，地下水的汙染還會影響生態系統的“健康”。地下水具有流動性，有害物質會伴隨地下水流動而發生遷移，從而導致另一地區的地下水汙染。有害物質還可透過地下水與地表水的相互作用流向地表，汙染河流、海洋和土壤，破壞生態系統平衡。

源頭防控是當務之急

與地表水相比，地下水汙染的治理和修復難度大、成本高、週期長，一旦受到汙染，就很難治理和恢復，所造成的環境與生態破壞也往往難以逆轉。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地下水汙染具有長期性、複雜性、隱蔽性和難恢復性，其汙染源點多面廣，導致治理難度大；二是我國地下水汙染防治工作的基礎薄弱、能力不強，無論是基礎資料庫建設、監管體系建設、法律法規和標準制定還是科技創新，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都明顯滯後，與地表水汙染防控工作相比也明顯不足。

為應對地下水資源短缺，河南省許昌市建安區陳曹鄉尚莊村用電動平移噴灌機為麥田澆水。新華社發

鑑於地下水的治理難度，筆者認為，源頭防控應作為保護地下水生態的當務之急。而源頭防控是一項系統工程，離不開政府、企業、公眾等各類主體的共同參與，需要國家“從長計議”、規劃先行。因此，筆者建議在《全國地下水汙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的基礎上，結合當前正在推進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不斷最佳化地下水環境管理體制和執行機制，制定“全國地下水汙染防治2035”，進一步強化頂層設計。尤其是重點統籌強化地下水環境監測，建立全國統一的地下水監測網和資料庫；著力推動全國範圍內地下水環境狀況的調查評估，全面、系統、深入地查明地下水環境質量及汙染現狀；建立完整意義的地下水汙染防治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加大監控和違法懲處力度；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從源頭上減少汙染排放；積極發揮相關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積極利用多種媒介普及地下水保護常識，提高政府、企業以及公眾的地下水環境保護意識等。

與此同時，對已有的汙染也要抓緊治理。堅持創新驅動，加大對地下水保護的重視程度，大幅提升對地下水汙染防治的基礎理論、核心技術、材料裝備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研究的支援力度，是強基固本、切實提升我國地下水汙染防治能力的關鍵。因此，建議政府加大對地下水汙染研究的核心學科——水文地質學的學科建設支援力度，著力培養一批基礎厚實、專業精深的地下水汙染防治人才，加大科研專案佈局和相關科研平臺建設，著力解決地下水監測技術、評估方法、環境行為以及防控技術等方面的研究瓶頸問題，以創新驅動引領地下水汙染防治工作邁上新臺階。

《光明日報》（ 2018年05月12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