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有氧運動”

2020年世界精神衛生日，江蘇省鎮江市精神衛生中心的醫務人員在“雲端”直播解壓力。

2018年，長沙，心理成長課程需求大，多名學員前來體驗。

在上海獨居的年輕人。圖片均由視覺中國提供

跳槽到網際網路大廠後，李洋的微信未讀訊息時常保持著99+，微信狀態總在“疲憊”“忙”“睡覺”“勿擾”中切換。

24歲的李洋畢業2年，換了3份工作。在獨居的週末，她要靠刷六七個小時短影片放空自己，習慣聽著《家有兒女》入眠。

她總覺得累，一天要睡10個小時，“連睜眼都沒力氣”。肩膀、腰椎、面板小毛病不斷，每週都要跑醫院。“感覺自己被全社會拋棄”“像是坐在地上被拖著走”，她重新感覺到高中體育課時，自己在乒乓球檯邊刷題的那種無奈。

一項國民健康報告顯示，2021年每個人平均存在4。8個健康困擾，其中情緒問題排在首位。《中國國民心理健康報告（2019~2020）》結果中，18~34歲青年的焦慮平均水平高於成人期的其他年齡段。

崔慶龍是微博上獲得了大量關注的心理諮詢師，他在一條微博裡描述了對“精神亞健康”的觀察：“始終籠罩著一層驅散不了的惶惶不安，始終負荷著一些擺脫不了的沉重……雖然每天都能正常入眠，卻不能真正休息，好像總有一些倦怠常駐後臺。雖然每天都有閒暇，卻體驗不到安逸，精神上隨時在為什麼待命。”

    “我一直覺得，情緒是個錯誤”

在繁忙運轉的城市中，有人表面“社牛”，其實“沒有安全感”，喜歡在深夜吞下大量碳水化合物；有人看起來是“工作狂”，其實“喜歡用踩別人證明自己”，形容這種提升自信的方法“像吸毒”，“結果中毒越來越深。”

跳槽後，李洋用心學習“大廠生存法則”，發現隨時隨地覆盤是同事們的必備技能。於是，即使在擁擠的地鐵上，身體受著折磨，她也不忘咀嚼開會時被領導詰問的尷尬畫面，質問自己“為什麼不這樣做？”這種挫敗感會持續到第二天一睜眼，“感覺天都是灰濛濛的”。

為了轉移注意力，她開始無休止地刷短影片，刷完就生悶氣，“淨做些完全沒有營養的東西”。當自我調節手段無法去除內心的“惶惶不安”，她開始懷疑，“有情緒，是不是我自己的問題？”為了找到答案，她體驗過冥想、催眠、心理諮詢，開始用“正反饋”“行為模式”這些專業詞彙自我分析，仍然無法擺脫“虛無感”。

李洋經常找前同事王藝聊天，在她看來，王藝冷靜、堅強，分手也沒掉過眼淚。但只有王藝自己知道，“哭不出來”已經快成為一種困擾。

“我一直覺得，情緒是個錯誤。” 王藝從小就習慣壓抑自己的情緒。她兒時經常一個人睡，半夜滾到床下再自己爬上來。父母工作忙碌，“無論我散發什麼情緒，都無法引起他們的注意。”於是她開始把精力放在學習上，優異的成績會讓父母多誇她兩句。

她曾在私募基金實習，同事早上五六點起來健身、洗澡、化妝，加班到深夜，第二天依舊妝容精緻，還不忘人情世故，給身邊人帶來化妝品小樣。兩個人上午還在為搶單爭執，下午就能手牽著手喝茶。

她總學不會這種“滴水不漏”的處事方式，第一份工作，她就因為愛笑被老闆批評“影響其他同事工作”，被關在會議室獨自辦公。“那時候覺得我幹什麼都是錯的，覺得我就是一個很垃圾的人。”

年底的表彰大會，老闆在臺上罵了她半個小時。她愣是一滴眼淚沒掉，直到走出公司，在凌晨2點的馬路邊哭了兩個小時，“眼淚留在臉上就像冰渣子”，那是她記憶裡北京最冷的一天。

此後她很少大哭，面對讓她委屈到極點的指責，她也能笑臉盈盈地說，“你說得對，我馬上改”。實在覺得“心裡繃不住”，她會在淘寶上買30分鐘的心理諮詢，電話那頭是位40來歲的女性，不怎麼說話，“就像個樹洞”。只有在這裡她才能放鬆地哭出來。或者看看悲情電影、短影片，找個引子“說服”自己落淚。

去年7月，她所在的公司裁掉了近一半員工，7棟辦公樓只剩一棟。王藝雖然被留下來，但上班時總無法集中，像一隻受驚的兔子，眼睛瞟來瞟去，耳朵時刻捕捉同事談話的碎片，“其他事情我沒法認真做，都是糊弄。”

當時她以為，這種“飄忽”的狀態會“被時間治癒”。但情緒在暗中慢慢累積，當今年熟悉的領導辭職、自己不得不融入新團隊時，王藝開始脫髮、厭食。

為了“自救”，她買了不少心理學的書籍，在網上報了一個“情緒覺察”的課程。她發現自己在情緒發生後，會壓下內心的“不適感”，告訴自己不要“太矯情”。最終她發現，幾小時甚至幾天後，這種“憤怒”“悲傷”或“委屈”仍未離開身體。

崔慶龍在微博中解釋這種“損耗”的狀態，“生活中人們在處理很多問題的時候，總是習慣於否認和忽視，總是假裝一件事已經過去了，並且用合理化的方式給那件事在意識層面做了一個完結的說明，但它其實還在執行。這種長期積聚會讓一個人越來越有壓力，越來越焦慮，也可能越來越虛弱。”

他發現在評論區，一些年輕人會分享自己的經歷，並自我分析，“非常細膩”。但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有很強的防禦性，“很多人會慢慢形成一種信念，覺得自己的感受，最好誰也不要告訴，就是自己的事。”

    “嘿，你今天是怎麼了”

在豆瓣“自我覺察的瞬間”這一話題下，一位民警分享了一段經歷。有次一個年輕姑娘因為票務問題情緒失控，對著工作人員全程黑著臉。他隨意問了一句“嘿，你今天是怎麼了？”對方雖然沒說什麼，但肉眼可見放下了戒備，後來還給工作人員道歉，吐露了近段時間有很多煩心事。

令民警印象深刻的是，這個衣著講究、妝容精緻的姑娘嘆了口氣說，“你知道嗎，有時候我都覺得，我的感受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值錢的東西。”

心理諮詢師崔慶龍說：“一般大家只會表達‘我很喪’‘我很煩’這樣過度概括化的表層情緒，這種情緒會在心理上擰成結，變得難以被表達，也難以被理解。很多人也不習慣跟身邊的人分享更深度的體驗，這首先得自己有意識去講，需要知道自己心裡發生了什麼，還要有人在意你心裡發生了什麼。”

崔慶龍發現，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能進行深度對話的關係，這時候就需要“自我覺察”來深入梳理情緒，對情緒的合理分辨，是走出情緒的關鍵。崔慶龍認為，很多人無法分清“該承受的情緒”和“不該承受的情緒”。

“我們確實需要接受一些吻合現實程度的痛苦，比如說損失了一些財物，或者好朋友的離開，這個痛苦需要我們去體驗和接受。但很多額外的情緒是來自於對自己潛在的評價，比如因為現實的損失，就覺得自己無能、沒有本事，對整個人生開始懷疑，這就揹負了過多的情緒。”崔慶龍說。

和王藝一樣，很多人開始培養這種自我認知的能力。一項調查顯示，除了心理諮詢這樣針對心理問題、價格偏高的心理服務，年輕人越來越鍾愛“輕量”的心理內容產品，心理學相關書籍、音訊/影片和網際網路課程成為最受歡迎前三名。

孫卓是一位繪畫專業的大三留學生，00後，攢下生活費買了一套學習心理學課程，想學會“重視並尊重自己的感受”，“這是我在學習中欠缺的”。她曾因為情緒問題做過心理諮詢，在諮詢中她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精通鴕鳥技術”，“把頭埋進沙子裡，忽略自己的感受。”

初中時她曾遭受過言語霸凌，雖然已經忘記那些施暴者的面孔，但當她在一群陌生的同齡人中，總會全身緊繃，碰到不熟悉的話題就背後發冷，語氣變得急躁。

但孫卓一直覺得自己只是“內向”“社恐”，“我給自己洗腦，認為初中發生的只是一件小事，如果在這件小事上費神，就會顯得很沒用”。但她知道，心底的憤怒從沒消失，反而像潰瘍一樣越來越疼。

她在潛意識裡一直渴望“被看見”。她曾畫過一本連載漫畫，主人公一個人逃到海邊，身後波濤洶湧，浪花捲走一隻試圖逃離大海的海鷗。一個和主人公一模一樣的人來到她身邊，就像孫卓壓抑著的另一個自己，“你看起來好像要哭了”，另一個自己問，“不想跟我說說嗎？”

父母則更擔心她畢業後的現實生活，處女作出版後，父母希望她能“加速”，“走網紅路線”，出下一本書、辦個人畫展。她不喜歡“拋頭露面”，更愛創作，想按自己的步調慢慢積累，但老師常說“只靠畫畫養活不了自己”，身邊其他專業的朋友也開始談論就業、職場，她又不想落後。內心的拉扯成為新的焦慮來源。

“相比於父母一代，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精神脫貧’，不用再為基本的生存需要去忍耐工作的不如意，面前的選擇也更多。他們渴望實現更高的自我價值，但又不知道什麼是自己想要的。”一位諮詢師這樣總結近10多年的觀察。

她的很多客戶比孫卓更迷茫，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很多人用過“霍蘭德職業興趣測試”等測評工具，但她和客戶深入聊天后發現，測評結果和他們真實的需求並不相符，“（他們）已被周圍的環境和家庭洗腦成另外一個人，是按照被塑造出的形象回答的。”

    被“劇透”的人生

在出現情緒問題前，李洋從沒想過“成為什麼樣的人”，只是想“證明自己”。她認為進大廠就是證明自己最好的方式。

她畢業於上海的一所“雙非”大學，大廠從不去她們學校宣講，她經常坐兩個小時的車去“蹭”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的宣講會。當她擠過層層人潮，把簡歷遞到某大廠的HR面前時，對方總回以禮貌的笑容：“您還是回去按校園招聘流程走吧。”

她轉而投身線上教育公司，只是覺得“門檻低”“成功機率高”。工作一年，她準備跳槽，瞅準了宣講會上的那家大廠，但卡在第七輪稽核，她打電話給直系領導爭取，才趕上末班車。

李洋覺得自己時刻處在“成長焦慮”中，從大學起就主動參加職場活動拓展人脈，“不成長就會被社會拋棄”。她一直信奉“人生是條拋物線”，命運總會把她拋到不同地方，她只能不斷向上爬，等待下一次被丟擲。

當她真的來了大廠，才發現自己是“在一艘巨大的輪船上擰螺絲”，“大部分時間都在想，螺絲是往左擰還是往右擰，別說看到輪船什麼樣，連甲板都看不見。現在我擰螺絲的精確度已經達到了80%，如果留在這裡只是為了把精確率提到100%，我覺得是虛度光陰。”

大儒心理創始人、臨床心理學博士徐凱文把價值觀缺失、缺乏自我認同、對被評判感到焦慮和恐懼、自我否定的狀態稱為“空心病”，這種狀態時常伴隨著孤獨、疲憊和迷茫情緒。他發現，這種“無意義感”正不斷向中小學生擴散，最直接的表現是厭學和拒學。他做過諮詢的年齡最小的厭學者只有10歲，已經在家休學一年。

他的諮詢中心位於中關村，周圍的重點中學，源源不斷向諮詢中心輸送著厭學的優等生和焦慮的家長。去年到今年，因為諮詢量激增，諮詢室數量已經翻了一倍，現在800平方米的諮詢中心又不夠用了。

不止一個學生向他抱怨，自己已經考到了90分，但不得不花三四倍的時間，向95分、99分努力。他們機械地提高答題速度，沒有創新，但又難以控制對成績的渴求，因為生活裡別無他物，分數是評價自己價值的唯一標準，“考不好會很難過，考好了只是不難過而已。”

一名重點高中的高一學生對他說，自己這麼拼命努力，就為了考一個好大學，但考上好大學又怎麼樣呢？就算進了大廠，收入很高，也還是每天都工作、加班，沒有自己的時間。

崔慶龍收到的微博私信裡，很大一部分也充斥著對人生的持續性迷茫。“就像被提前劇透了，他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未來的目的地都被確定了，這種確定的東西不是自己想要的，但又無法改變這種局面。”

崔慶龍形容，“空心的狀態就像是漂泊在沒有燈塔指明航向的大海上，我們從航行變成了漂浮。很多虛無感會被那些有感覺、有衝動、有激勵、有反饋的事情所填充。真正糟糕的體驗，不在於我們不能夠再得到這些反饋，而是這些反饋發生了，我們也開始無感。從對這個世界的疏離，變成了一種自我疏離。”

崔慶龍觀察過很多年輕人，一邊厭倦自己的生活狀態，一邊在生活裡拼命地“卷”，“因為這是他們僅有的、或者唯一能確定的東西”。

他覺得上一輩人經歷的更多是“一種有奔頭的體驗”，“那時候人們的物質需求剛開始，從匱乏到相對豐富，有種升級打怪的感覺，能感覺到自己的生活透過努力被一點點改變。而現在很多人缺乏這種體驗，會覺得自己的進步，相對於已經確定的未來，沒有太大增量。”

從小鎮走出來的王藝深有體會，“原來覺得自己是最亮的那顆北極星，其實是風都吹不起來的塵土。”她笑稱自己從小是“卷王”，被班主任評價“內向、踏實”，是國旗下講話的“常駐選手”，成績穩列年級前三，總有不認識的同校學生，在擁擠的集市裡也能叫出她的名字。

大學她選擇了最熱門的金融專業，外界認可帶給她的快樂逐漸消失。參加演講比賽，她第一輪就被淘汰。同在金融街實習，別人一身行頭抵她兩個月工資，同時業務小組第一，情商也高，“段位在大氣層”。

於是她轉行到線上教育，從沒在工作中體會到“忘我”，習慣把薪資和領導的性格作為找工作的首要標準，“競爭給我不了安全感，我就要從其他地方找，尋找我能抓住的東西。”

    讓心靈暢快呼吸

在情緒覺察課程上，助教會發給王藝一個詞語。她聽到詞語後，就把腦海裡的畫面寫出來，具體到物體顏色和人物動作，一步步具象化，同時描述感受。“這個過程裡，我會發現自己潛意識裡的情緒。”

崔慶龍認為，每個人的精神負載能力有限，寫情緒日記能夠幫助我們找到承受範圍，“不是記錄流水賬，而是記錄內心世界的過程，儘可能準確地描述它，然後試著表達對自己這份情緒的理解。如果有可能，最好能培養一段密友關係，讓彼此都能夠對內心深處發生的事情進行深度分享和交流。在關係中完成這種探索，是更加安全和有迴應的一件事。”

對於王藝來說，看心理學書籍、學習課程，“這些都是在完善對‘我’的認知，是一項很長期的工作。”當她對內心的感受更敏感，對於不喜歡的工作，忍耐度也降低了很多。最近總有個聲音在她工作、吃飯、甚至睡覺時不停闖入腦海，“你到底喜歡什麼？”這讓她工作狀態有所下降，“像是行屍走肉，手頭的事兒做不好，心裡的事又不會消失。”

但她又覺得開心，“想到這只是暫時的煩惱，心情就好多了。我知道我已經有意識發現熱愛的事了，那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

崔慶龍也覺得這是件好事，“這意味著從公共的評價體系回到私人的語境裡”。“但要讓每一個人都找到價值和意義，活出一個完全的自我，要求太高了。能把無意義感、抑鬱感、痛苦感抵消掉大部分，並從中感受到一些小確幸、小快樂，對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是不容易了。”

王藝回憶今年真正感到“安全”的時刻，是一個人漫無目的地走進書店，隨手翻開一本書，從白天看到黑夜。合上最後一頁，走出門，夏夜的風吹在臉上，她看到路邊有小孩拉著母親的手，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臉上洋溢著笑。王藝忍不住也笑出了聲。

崔慶龍經常也會問自己，怎樣讓生活不單調？“其實生活中隱藏的可選項有很多。比如一個人每天上下班三點一線，但後來有一天，他找到一個書吧，或者參加了一個讀書會，參加了一次團體治療，參加了一次徒步旅行，去了一個自己從來沒去過的城市……人們需要體驗到本質上的自由性，意識到什麼在束縛著我，是什麼讓我的生活變得單調，以及在現有的經濟能力下，我能為自己搭建起怎樣的一個生活？”

他建議，可以從在生活裡增加小的愉悅感和滿足感做起，“聽起來很簡單，但很多人連自己吃好、睡好這件事都沒做好。當你的生活讓你覺得安全、平靜，少一些壓力和衝突，經常發生有趣的事，大多數心理問題會得到緩解。”崔慶龍除了每日寫微博，和身邊人的深度交流外，他也會打遊戲、“折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給自己“充電”。

近兩年王藝發現，在網際網路公司雲集的後廠村，伴隨著一些公司的裁員，大家下班時間也變早了，晚上大樓里加班的燈光越來越少。“當你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你可能會更珍惜現在，給多少錢幹多少活。”

李洋試著改變覆盤的目標，不再刻意關注“成長”“進步”，而是“讓自己和家人更快樂”。她會在週末關掉所有電子裝置，點上香薰，讀書、畫畫、發呆，認真聽窗外的鳥叫，感受陽光灑進房間。她還準備調查城市裡的脫口秀俱樂部，想選個地方講脫口秀，給別人帶去些快樂。

大三學生孫卓，原來會因為上課偶爾的跑神而痛苦，現在她能停下來問自己，“想改變嗎？不太想。能接受這個結果嗎？反正還能回看錄播，跑神也挺舒服的。”她打算創作“輕鬆熊”這樣治癒性的動漫形象，“讓更多人意識到內心‘被看到’的渴望”。

“現在很多公共分享平臺，缺乏對於同類的傾聽、接納和理解。”崔慶龍認為，社會普遍存在的共情氛圍，是避免人們陷入心理危機的基礎。

“一個有共情的社會就是‘有氧’的世界，能讓心靈得到暢快呼吸。只有這樣，大家才會變得鬆弛，敢於把自己內心世界描繪出來。”

（除了崔慶龍、徐凱文外，其他採訪物件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