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趙匡胤能夠輕易的杯酒釋兵權？一場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換

談到“杯酒釋兵權”，我們通常會理解為：趙匡胤透過一頓酒宴就解除了將領們的兵權。實際上，這一事件並沒有如此雲淡風輕，而是由一系列舉動/政策所組成、分步執行的整體解決方案。並且就後果來說，也是喜憂參半，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

自安史之亂以來，將領擁兵自重、與朝廷分庭抗禮成了常態，唐朝的滅亡、五代的更迭，幾乎都是武將以下犯上、將自己以往服務的物件取而代之（後唐取代後梁除外）。但如果我們就此認為這一亂象全是藩鎮、武將的鍋，那就有失客觀了。這一時期的政權動盪主要分兩種情況：

第一類，確實是武將心懷不軌。後唐/後晉武將安重榮的那句話可以完美闡述這一邏輯：“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朱溫滅唐建立後梁、石敬瑭反後唐、趙匡胤取代後周……都屬於這種性質。

第二類，朝廷政策失當，過度防備、打壓藩鎮，對方為了避免兔死狗烹、武力反抗自保。比如在唐憲宗時期河朔三鎮曾經歸順中央，但朝廷處理不當、對藩鎮軍民採取歧視性政策，導致對方再度反叛；後唐李存勖迫害功臣，李嗣源趁亂取而代之；後漢劉承祐忌憚大將郭威、殘害其全家，導致對方起兵造反……

因此，唐朝中期至宋朝建立前，之所以呈現出“朝為比肩之人，夕便有君臣之分，政權更迭如同走馬”的亂相，本質是

制度徹底敗給了人性

：安史之亂引發了朝廷與地方之間的信任危機，統治者與武將階層的利益很難得到制度性的劃分、保障，傳統的君臣之禮蕩然無存；雙方為了攫取權益，完全付諸於權謀、武力，由此導致了持續上百年的惡性迴圈局面。

可以這麼說，只有統治者能夠合理解決雙方的利益劃分問題，武將奪權、藩鎮造反的亂像才有可能被終結。而趙匡胤正是做到了這一點。

趙匡胤之所以能夠成功，首先基於以下兩點優勢：

其一，後周世宗柴榮打下的基礎。

柴榮在位期間，已經針對驕兵悍將失控、藩鎮尾大不掉的情況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高平之戰後，他以雷厲風行的手段，誅殺了70多個不聽命令、臨陣脫逃的將領，提拔、重用李重進、張永德、趙匡胤等人；其後他廣募天下壯士、“選取優者為殿前諸班”，把麾下的禁軍打造成一支戰鬥力強悍的精兵，對藩鎮力量形成了壓制。

可以說，若不是柴榮去世過早，也許後周就能解決困擾中原上百年的難題；而趙匡胤之所以能黃袍加身，正是因為他作為禁軍統帥的獨特身份。陳橋兵變後，禁軍大小首領都是他的親信，手裡有槍、心中不慌，掌控最強大的軍隊，為他進一步解決武將亂政問題提供了保障。

其二，智囊趙普的協助

趙普是“陳橋兵變”的重要策劃者，他不同於傳統的儒臣，而是精於權謀、善於揣摩上意、能夠解決問題的實幹家。北宋初年，面對趙匡胤對武將勢力的擔憂，趙普提出了“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解決方案，取而代之建立文官治國體系。

手上有牌、心中有藍圖，這才為趙匡胤解決中唐以來的藩鎮割據、武將治國亂象提供了可能。在具體執行時，他並沒有急躁冒進，而是採取了有步驟、有重點、分階段穩步推進的策略：

第一步，對自己的親信下手。

乾德元年，趙匡胤在宮內設下酒宴，招待禁軍統帥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人。眾人推杯換盞、其樂融融之際，趙匡胤以嘆氣引發話題，表示自己自從登基以來“未嘗安枕而臥”。石守信等人作為趙匡胤的老哥們，起先信誓旦旦表示將領們不敢心懷不軌；但趙匡胤隨之以當初自己黃袍加身為例：“朕不懷疑諸位的忠誠，就怕你們的部下也想更進一步、再度上演黃袍加身，到時候可由不得你們了。”

其實這句話的潛臺詞是這樣：人心難測，你們如今沒有野心，不代表以後也會踏踏實實。

而趙匡胤既然敢把這話挑明，意味著已經埋伏了後手：對方要麼放權、要麼被人道毀滅。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石守信等人沒給出令趙匡胤滿意的表態，後世“火燒慶功樓”的傳說也許會真的上演。

因此，面對趙匡胤“撕破臉”式的試探，石守信等人“大驚失色”，隨即請皇帝指條生路。趙匡胤隨即丟擲了自己的解決方案：

禁軍將領們放棄軍權、提早退休；朝廷允許他們肆意斂財、購買田宅，世世代代享受美女陪伴、酒肉環繞、無憂無慮的榮華富貴生活。

說的直接點，就是用權力換取家族的世代富貴。

這種利益劃分極具誘惑力：將領們冒著生命危險投身戎馬，甚至還經常以身涉險、參與叛亂，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家族的富貴。因此，與其戰戰兢兢、隨時身擔風險，何不接受朝廷許諾的條件，安安穩穩的坐享夢寐以求的世代顯貴？畢竟造飯是個高風險的專案，而且皇帝只有一個、何時輪得到自己，如今既不用擔心兔死狗烹，還能坐擁固化的利益，何樂而不為？

於是，石守信等人在第二天紛紛藉故請求退休，趙匡胤也兌現了諾言，讓他們以節度使的名義在朝廷擔任閒職，不久後衣錦還鄉，過起了無憂無慮、縱情享樂的日子。

完全掌控禁軍後，趙匡胤徹底具備了對藩鎮動手的實力，隨即開展了他的第二步動作。

首先，剝奪、分割節度使的權力。自唐朝以來，節度使之所以能擁兵自重，是因為他們完全掌控了轄區內包括軍事、人事、財政在內的所有權利。為了改變這一情況，趙匡胤重用文臣，剝離各地藩鎮的政務、司法、財政等許可權；

隨後，直接剝奪節度使的軍權。公元969年，趁著各地節度使進京朝見之際，趙匡胤再度上演“杯酒釋兵權”，鳳翔節度使王彥超等人很識相的向當初的石守信等人學習，紛紛認慫交出兵權。第二天，他們都被留在京城，藩鎮的兵馬也落到了趙匡胤手裡。

而僅僅架空以往的將領還不夠，規模龐大的軍隊總得有人替朝廷帶領，怎麼避免舊事重演呢？趙匡胤隨即開展了第三步：全新的制度。

進一步削弱敵方軍隊、強化禁軍，“收廂兵之驍勇和荒年所募精壯之丁為禁軍”，重內輕外，使朝廷手裡的兵馬保持巨大優勢地位；

以文臣取代武將出任節度使，基層的知州、通判同樣由文人擔任。通判實際上是皇帝監督知州的耳目，重要文牘會籤後才能生效；

建立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把統兵權、調兵權分割開來；也就是說，能調動軍隊的不能直接帶兵，能帶兵的不能調兵，從此沒人能夠裹挾軍隊造反；

創立更戍法，即禁軍分駐京師與外郡，內外士兵定期輪換，但將領不調動，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讓武將失去了反叛的能力；

透過這一套組合拳，文人官僚體系徹底取代了過去上百年的武將勢力，全國的軍事、行政、司法、財政權全部歸於中央，唐朝中葉以來的武將專權局面徹底被終結，政權頻繁更迭、戰火頻發的亂相結束了，華夏軍民終於迎來了相對和平安寧的環境。趙匡胤的功勞毋容置疑。

但萬事皆有兩面。在趙匡胤重文輕武、重內輕外的政策下，中原王朝上千年的尚武之風被扼殺，軍隊戰鬥力銳減，導致面對周邊遊牧政權時長期處於下風；同時，為了兌現對那些功臣的承諾，北宋任由這些人“廣置田產、多買奴婢”，世世代代享受著特權生活。由此引發了所謂的“田制不立”，導致北宋是少見的在立國之初就任由土地兼併現象肆意發展的朝代，這也為接下來的貧富分化嚴重、朝廷積貧積弱現象埋下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