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刊編譯｜民族誌、資料透明與資訊時代

民族誌、資料透明與資訊時代

摘要：

民族誌學者在收集、撰寫和儲存資料方面所遵循的慣例與當代研究期望和社會生活越來越不同步了。儘管技術的進步使得民族誌學者能夠以數字的方式觀察他們的研究物件並記錄互動，但很少有人在網上跟蹤研究物件，許多人仍然根據記憶重構引文。在要求資料透明的呼聲中，民族誌學者繼續隱瞞受試者的身份，並將田野筆記保密。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本文回顧了在過去20年裡，為了迴應新技術和對透明度的呼籲而產生的民族誌的辯論、困境和創新。本文關注圍繞民族誌作者如何記錄、收集、匿名化、驗證和分享資料的新興對話。考慮到社會科學中的重複危機（replication crisis），本文詢問民族誌學者如何使其他人能夠重新分析他們的發現。本文討論了倫理影響，並就民族誌學者如何制定符合他們對研究物件和闡釋學的承諾的透明度標準提出了建議。

學人簡介：

Alexandra K。Murphy，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社會學系。

Colin Jerolmack，紐約大學社會學系。

DeAnna Smith，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社會學系。

文獻來源：

Murphy， A。 K。， Jerolmack， C。， & Smith， D。 （2021）。 Ethnography， data transparency，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7， 41-61。

從左至右依次為Alexandra K。Murphy， Colin Jerolmack， DeAnna Smith

引言

民族誌學者對資料透明的呼聲越來越大。因為民族誌有了更加廣泛的受眾，而在這個舞臺上，披露人名和地名、事實核查和資料共享的新聞標準佔了上風，所以民族誌的慣例引起了人們的懷疑，認為研究者可能有什麼隱瞞。同時，對透明度的呼籲也是社會科學中複製危機的結果。

這並不是民族誌學者第一次面臨清點的問題。當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理論席捲整個社會科學時，民族誌學者能夠對研究的社群進行客觀描述的神話被打破了。民族誌學者也被迫與他們事業的剝削性質作鬥爭，這往往涉及到享有特權的白人研究邊緣化的有色人種。儘管民族誌學者在實踐反思性（reflexivity）方面存在差異，一個常見的做法是附上一個方法學附錄，解釋自己如何進入該領域，建立關係，解釋調查結果，並說明自己的主體性。

第二次清點則關注民族誌如何能作為一個科學的方法來實踐。處於第一次清點核心的關於研究倫理、權力和代表性的長期批評與針對關於受試者保密性和資料驗證策略的歷史悠久的民族誌實踐的一系列新批評交織在一起。

兩種趨勢共同挑戰著長期存在的民族誌慣例。本文回顧了民族誌學者對於有關資料透明度的新技術和新期望的迴應。本文重點在四個領域的慣例上。這些慣例可能會抑制透明度，進而影響重新分析：記錄和收集資料、匿名化、資料驗證和資料共享。

記錄和收集資料

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期，由於技術的限制，民族誌學者幾乎完全依賴於手寫的田野筆記。他們通常只在參與者看不到的私人空間中寫下觀察結果。技術進步為民族誌學者提供了一系列工具，以相對不顯眼的方式實時記錄資料，比如錄音帶、錄影機。它們使得學者能夠捕捉到非語言和空間等維度的資訊。然而，使用智慧手機、錄音機和攝像機來記錄互動尚未成為普遍做法，“小記事本”仍處於民族誌文字和附錄的中心位置。

傳統的長篇筆記有不可替代之處，它們傳達了情緒、闡釋和行動；連線過去和現在；並允許民族誌學者討論他們的假設並充實描述。筆者的建議是，在可行的情況下使用錄音機或設定固定式錄影機，這可以讓民族誌學者更充分地參與到他們的田野中去，或者將他們的觀察集中在無法通過錄音技術輕易捕捉到的方面。

當然，有些情況下，記錄技術的使用可能不太受參與者歡迎，並且對建立融洽關係的努力更具破壞性（比如在易受傷害的或者從事非法活動的人群中）。有時，這些裝置是被禁止的（如監獄），或者不合適的（如親密的家庭領域）。不過至少，不使用錄音或錄影的民族誌學者應該更加透明地解釋他們如何以及為什麼做出這樣的決定。

學者也要對資料的來源更加透明，因為意義通常在特定的語法、句法和單詞選擇中生成。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僅對那些是逐字記錄或至少實時記錄下來的話語使用雙引號。

除了改變民族誌學者記錄資料的方式外，技術也在改變民族誌學家可以收集的資料型別。今天，民族誌資料可以包括文字訊息、社交媒體帖子以及民族誌學者與其參與者之間的電子郵件。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在網上記錄他們的生活並透過線上平臺建立社群，但大多數民族誌學者繼續將他們的分析集中在基於地點的面對面互動上。然而，研究人們的線上活動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為社會生活變得越來越數字化了，還因為線上的互動構造了線下的互動，反之亦然。當這個領域開始擁抱數字民族誌，區分來自數字溝通和麵對面對話的引文是重要的。

匿名

民族誌學者透過用匿名和修改一些細節的方式保護參與者，有時也會將幾個參與者的特徵和經歷合成一個人的，或者在文字中用多個人物來描繪一個人。然而，廣泛的掩蔽並不總是能充分保護參與者的匿名性。網際網路使保持匿名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隨著民族誌學者越來越多地線上與參與者互動，他們在照片中被標記，在推特上釋出，被參與者評論——所有這些至少對民族誌學者和參與者的社交網路來說是可見的。

匿名還涉及社會科學的利弊權衡，會剝奪學術界獨立探索替代解釋所必需的社會學重要資訊。民族誌學家可能認為是無關緊要的標識，實際上可能對某些讀者非常重要。匿名化還可能阻礙學術團體確定民族誌案例普遍化程度的能力，因為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可能被展示為永恆的。這還會使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發現的學者難以準確理解他們的發現為何不同。

鑑於匿名化導致的科學權衡以及確保機密性的難度越來越大，有學者認為公開而不是匿名化應該是民族誌中的預設約定。但是反對者認為匿名會賦予參與者可能的否認的權利；認為匿名性對於進入某些田野和建立信任是必要的；認為會保護參與者免受傷害。

民族誌學者目前的共識是儘管匿名性的程度應該因案例而異，學者應該儘可能減少匿名化。雖然只有一些民族誌學家相信使用他們的參與者的真實姓名可以提供很多科學效用，但越來越多的共識是，學者應該儘可能標明研究的地理位置。

無論民族誌學者決定（或被允許）做什麼，為了學術再分析的利益，他們應該在寫作中透明地說明使用了哪些匿名技術以及為什麼。民族誌學者還應該向他們的參與者公開他們無法確保完全或完美的匿名性。

最後，外部保密是一項集體責任。保密能夠被承諾到的程度也取決於民族誌的讀者。讀者應該承認自己有責任幫助保護其他研究的參與者的保密性。

資料驗證

受訪者的描述不應該照單全收，因此質疑和證實參與者所說的話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學中民族誌培訓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民族誌學者常被批評將參與者對事件的重述視為事實。

民族誌學者面對這種批評有不同的迴應。一種反應是完全反駁這些指控。Lubet的事實核查（fact-checking）方法主要是比較民族誌學者的說法和他與專家交談（透過電話）和檢查官方記錄和政策收集到的說法。然而，事實核查人員應該在環境中反覆進行第一手觀察，因為官員和他們的記錄可能與實地發生的情況不一致。

另一種迴應是民族誌學者應該徹底驗證他們的資料，包括確保當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個人生活背景下被反覆講述，以及收集其他證據來源來驗證他們的資料。

不過也有學者並不認為事實核查對於民族誌是必不可少的。專注於驗證每一個小事實會忽略民族誌所做的更廣泛的概念和理論貢獻。

民族誌學者不太可能在驗證其資料的標準上趨於一致，但是民族誌學者應該在他們如何知道他們知道的方面更加透明，以便學術界可以自行判斷民族誌學家做出的推論依據。當自己的觀察和參與者的敘述不一致時，民族誌學者也要明確解釋應該從這些不一致中得出什麼結論，以及他們在提出他們的主張時如何選擇一種資料形式而不是另一種。

銷燬、儲存和共享資料

隨著書籍和文章的出版，民族誌學家通常會銷燬他們的田野筆記以保護參與者。然而，民族誌學者正越來越多地對這一慣例進行反思。因為田野筆記只構成了民族誌資料的一個來源，銷燬田野筆記對保護機密性的作用可能比想象的要小；重新分析而儲存田野筆記也很重要。

但許多人對這樣做猶豫不決。其中一個原因是資料來之不易，也是是學者與參與者多年來建立的個人、信任關係的結果。另一個原因圍繞著保密性。不過有學者認參與者的風險與分享定量資料的風險沒有什麼不同，且風險是可以管理的。

圍繞著公開提供民族誌資料的另一個辯論涉及到這對知情同意的語言和過程意味著什麼。一旦資料被公開，研究者就失去了對資料使用方式的控制。資料共享可能會改變誰願意參與民族誌研究，以及他們願意分享什麼樣的資訊。

除了倫理問題，民族誌學者還認為，如果公開資料的預期目的部分是為了實現可複製性，那麼分享資料實際上並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田野筆記的高度闡釋性和個人性質以及資料分析的過程，使得透過二次分析來驗證資料幾乎是不可能的。

認識到與他人分享資料是有用的，同時也認識到民族誌學者對交出他們所有的資料猶豫不決，一些學者提供了折中的辦法。Abramson和Dohan（2015）提出了“民族誌圖譜”：用熱力圖直觀地表示民族誌資料中的主題和關聯，因此是有限的資料共享形式。Tsai等人（2016）建議分享資料片段和給特定程式碼的田野筆記以及轉錄規則、資料分割、編碼單位、編碼發展過程和最終的編碼。第三種方法是“透明探索的註釋（Annotation for Transparent Inquiry）”，即嚴格的、有註釋的主要來源引文，並超連結到來源本身“。

結論

就像第一次圍繞立場的清點繼續在民族誌學者中產生圍繞倫理、證據和代表性的辯論一樣，對資料透明度的要求和資訊時代的現實已經在民族誌中開創了圍繞資料透明度和驗證第二次清點。很多民族誌學者做出了單獨的迴應。但是，民族誌作為一個領域是否會發展出一個更加一致和協調的反應？雖然尚不清楚，但本文認為，這次清點為民族誌學者提供了一個機會，透過採用與不斷髮展的技術和對透明度的期望相一致的新標準來推動民族誌的發展。這樣做對於有助於確保民族誌透過重新分析繼續為社會科學的積累作出貢獻；保持在學術界內外享有的廣泛的讀者群；繼續獲得資金並在頂級期刊上發表文章。

編譯 | 王詩寧

稽核 | Anders

終審｜李致憲

Political理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