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Z世代”青年群體觀察

「本文來源：人民論壇網」

在美國和歐洲的流行用語中，有所謂嬰兒潮一代、X、Y、Z世代的說法，主要用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人群的劃分，以便分析世代間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他們各自青年時期文化上存在的差異。通常而言，“Z世代”指稱的是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他們在當前的2021年正處在11-25歲之間，正是可能會對當今時代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態度與行為方式及其演變趨向產生重大影響的年齡。作為與網際網路相伴而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Z世代在全球數量極為龐大，成長的環境和接受的影響，迥異於之前所有世代中的人群。世代間的差異帶來了彼此溝通和理解上的困難。在老一代人看來，Z世代可以說是“淺薄的電子土著”，他們對如何在現實世界中確立友誼、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係，缺乏相應的能力。不過，Z世代自身卻極可能並不這麼看，因為在他們看來，對科技產品的諳熟以及廣闊的資訊渠道，讓他們能夠保持更為開放的頭腦，進行更具創意性的思考，勇於追求和嘗試各種新生事物。

“Z世代”的辨析及其界定

關於Z世代，還有一種不同的說法值得重視。美國研究者、企業家湯瑪斯·辜洛普羅斯和丹·凱德生所著《Z世代效應》一書，站在年齡的角度，將Z世代指稱為出生在2005年前後不久的那些人，在某種意義上，2000年左右出生的“千禧世代”被認為不過是“Z世代”的測試版。更為重要的是，在該書看來，Z世代更應該被用來指稱“一套有關世界如何運作的行為和態度”。除了出生的時間能讓一定人群身處其中外，人們還可以透過理性選擇來加入其中。由此出發，該書所特別強調的“Z世代效應”指的就是“科技的簡單化和人人花得起，將世代團結起來而非分化之後所發生的狀況”。換言之，“世代”一詞應該被“微世代”所替代。所謂“微世代”，即每一世代間隔縮短為只有短短几年，甚至是兩三年，但卻成長在完全不同的科技經驗之中。該書指出，正是因為微世代的出現，使得我們“沒有必要再去思索Z世代之後會是什麼世代”，“擁抱Z世代效應，你就成為Z世代成員”。

應該肯定地指出，該書的觀點是有洞察力的，對未來的態度也頗為積極。的確，網際網路的高連通性和觸網的低成本，讓對技術的操作和運用變得越來越便捷，越來越普及。在手機話費貴而簡訊只能傳輸文字的時候，文字輸入難題可能會讓年老的一代對這類工具的使用望而卻步。而到了現在，哪怕是個文盲，祖輩也完全可以透過智慧手機和子輩、孫輩影片通話，並透過（短）影片來獲取豐富多彩的知識，甚至進行更大範圍的社會交往。那些曾經將不同世代分開的“技術”現在又正在將他們聯絡起來。

但是，毫無疑問，維護Z世代作為一定年齡段群體性指稱仍然是有其價值的。首先，儘管隨著技術更迭越來越快，15年、20年一個世代的現象已被打散成5年甚至是更短時間即可成為一個世代，但這並不意味著世代之間差異的消弭，相反意味著他們之間和內部可能差異的擴大。這也就表明，我們應該更慎重、更細緻地對待Z世代問題。其次，世代之間因為技術便捷化、便宜化而可能建立起某種聯絡，卻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就真的進行了有效的聯絡，更別說他們切實地進行和諧溝通並達成某種基本共識了。最後，相對於行為和態度而言，年齡至今仍然是一個頗具甄別力的外顯性指標，對人們的生理機能、行為能力、心理素質、社會定位、制度安排等都有著顯而易見的影響。因此，根據年齡標準區分出一群人作為研究物件，至今仍然是頗具理論和現實價值的推進人文社科研究深化的策略。

基於上述理由，將“Z世代”作為特定人群開展研究仍然是有重要意義的。我們採取通常的做法，將“Z世代”指稱為是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群人。對應地，中國“Z世代”，可以界定為是1995年至2009年間在中國出生併成長的一群人，其數量為2。2億多。儘管中國“Z世代”內部在更具體的價值觀念、生活態度、行為模式上會有一定的差異，可以進一步細分，但在總體層次上對其文化及其與其他世代間的差異加以把握仍然頗為重要。

理解“世代”差異為何重要

從高校學子身上不難感受到，儘管入校時一撥撥的大學生年齡多在18、19歲之間，這一撥與那一撥，只要相差兩、三年，他們在價值觀念、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等方面，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差異。這還不簡單是個體間的差異，而是指整個不同年齡群體間也有差異。對這類同一年齡段群體特性的研究，在社會學裡被稱為同期群或同齡群研究。根據一些共同經歷的重要標誌性事件，將年齡段從兩、三年稍微拉得更長一些，比如說10年、20年，同齡群研究也就成了典型的“世代”研究。不同“世代”之間在價值觀念、生活態度與行為方式上的差異，是所謂“代溝”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代際間難以相互理解的重要原因。

理解“世代”差異極為重要，主要原因是：一是有助於正確地看待祖輩與父輩之間、父代和子代之間、年老一代與年輕一代之間客觀存在的衝突，分析其中的原因，拋棄成見，相容幷蓄，讓不同世代之間形成更有效的互動關係和協調模式。二是有助於更好地分析文化價值、集體觀念、群體傾向的形成原因、持續期限與演變規律，並在合理、合適的範圍內，基於科學客觀的分析，依靠和利用現代通訊技術，對文化觀念進行一定程度的引導、干預。三是有助於從具體的、可觀察的角度去理解社會變遷，亦即從具體的不同世代人群的行為模式、生活日常出發，去理解技術創新、制度轉型給社會乃至世代本身帶來的變化，進而正確地對待這些變化，並規避風險。

中國“Z世代”文化的成因

當今中國“Z世代”與歐美等地方的“Z世代”有相似之處，原因在於他們面臨著相似的、具有全球共通性的結構轉型與變遷。當然，也需要注意到，中國有自己獨特的國情，一些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到中國“Z世代”身上時，自然有其特別的地方。

關於全球共通性因素，《Z世代效應》一書所指出的推動“Z世代效應”的六種力量有一定啟發。它們分別是：人口年齡結構的鉅變及世代藩籬的打破；網路的高度互聯並可視化；高科技的普及和使用遊戲化；社會關注的獲得由基於財富轉向基於網路和社群的影響力；以全世界為課堂的教育和學習；籌資、專利等障礙被突破。這六種力量，根源於兩個結構性變遷：人口年齡結構的鉅變和網際網路媒介的全息化。所謂“人口年齡結構的鉅變”，指人類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後，高齡以下各年齡段死亡率降低、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所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從原來的“金字塔”型轉變為“摩天大樓”型。而所謂“網際網路媒介全息化”，則指的是網際網路媒介從文字、符號、圖片、動圖、影片向立體全息影像的轉變，以及其傳送和接收速度的加快。它能讓不識字、甚至是語言不通的人們之間，形成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資訊溝通。在過去，連通性是奢侈品，需要依賴官方渠道，或依靠學識、經歷和資源豐富的前輩關係網路，且自身還需積累一定的知識、財富和權力資本，才能獲致。網際網路和智慧終端普及後，內容更為豐富的連通性則成了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常用品，幾乎人人均能享用。

中國獨特的國情伴隨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在中國“Z世代”身上時，可能會帶來特殊的影響。就“人口年齡結構的鉅變”來說，相對於歐美大多數國家，中國的這個鉅變，是在相對更短的四五十年裡，依靠國家在醫療、公共衛生和生育政策領域的積極介入和干預來實現的。一度舉國推行的單位制、公社制和城鄉醫療衛生制度，讓新中國成立後，嬰兒和青少年的因病死亡率迅速降低；而改革開放後日趨嚴格的“一孩”政策，又讓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以極快的速度降低。緊隨著新中國成立70多年改善民生方面的成就，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上的“摩天大樓”如今已初具規模。這裡所謂“摩天大樓”是指，如果從2020年新生人口往回算，0歲-4歲，5歲-9歲，10歲-14歲……每5年一個世代的話，除了臨近預期壽命的70歲-74歲世代及更老世代的人口因為死亡而迅速減少之外，其他世代的人口在數量上是大致相當的。如果用高度一定的長方形的長度來表示每個世代的人數，從下往上居中疊放這些長方形，在一個平面上將呈現出一個“摩天大樓”。“摩天大樓”的說法，是相對於以往金字塔式的人口年齡結構而言。伴隨著未來平均預期壽命的進一步延長，中國這種“摩天大樓”“上下一般粗”（甚至會因日趨明顯的“少子化”而“上粗下細”）的“樓層”將不限於14、15層，而是會更多。比照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是歐美國家，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上這種“摩天大樓”形狀呈現得相對“更快”“更早”。

除了人口年齡結構之外，性別結構特別是“Z世代”的性別結構，在中國同樣有獨特之處。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3490萬。鑑於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要長一些，老年人口中一般女性多而男性少，這也意味著扣除老年人口後，更年輕一些的男女在比例上比總數值所呈現的失衡狀況要更嚴峻。具體到Z世代，恰是中國性別比最為失衡的一群人，男性嚴重多於女性，根據普查資料測算，其值接近1827萬。如今，該階段男性最大者已到25歲，恰是適婚年齡；最小的11歲，再過4、5年也步入春心萌動的戀愛期。如此，當Z世代中有100個男性與女性成功匹配後，就會有18個男性被剩出而“打光棍”。捲入婚戀困境的當然遠不止這“18個男性”，因為當我們理想化地假設每70個男性Z世代與70個女性Z世代順利匹配後，剩下的48個男性Z世代將面對剩下的30個女性Z世代，也就是說，78個Z世代中的男女將在婚戀市場陷入爭奪和抉擇的困境，這個數值超過了整個Z世代人數的三分之一，為7918萬有餘。簡單的模型推導足以讓人們看到問題的嚴峻性，何況，現實生活中女性Z世代還面臨更年長世代中男性魅力及財力的吸引。

就“網際網路媒介全息化”來說，其在中國的推進與推廣速度也非比尋常。1995年以來，正是我國電子技術、網際網路、個人電腦、智慧手機等新興技術和產業蓬勃發展的階段。我國高鐵、公路、光纖等基礎設施的各層次規劃與投入，西部大開發、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的整體推進，以極快的速度推進了網際網路及其終端產品的技術升級。這有利於給中國“Z世代”打下“電子土著”的烙印，讓他們在整體上相對於其他國家的Z世代更早地與媒介全息化的網際網路“親密”接觸。

中國“Z世代”文化的特色

成因上全球通性與中國特性並存的事實，讓中國“Z世代”在價值觀念、生活態度、行為模式上與其他國家的Z世代有共性之餘，也自有其特色。從共性的角度看，“摩天大樓型”的人口年齡結構會裹挾著現實生活中各種幾乎不可避免的不如意，給Z世代以壓力。此外，更老一些世代的人先在地佔據了傳統權力和機會空間中不少的位置，而且似乎還能長期地佔據，這也會讓Z世代喪失大量的傳統機會。

從共性的角度看，由於Z世代或多或少會接觸智慧終端裝置，並極容易在網際網路中流連忘返，他們所能接觸到的以及傾向於去接觸的網際網路資訊，對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態度與行為模式的多元化有著推進作用。當然，同時會有一些人喜歡自我束縛於“資訊繭房”之中，固執地偏愛和選擇自己願意看到、容易接受的一切，讓自己止步於舒適區。這可能帶來Z世代中“開放的人更開放，封閉的人更封閉”這樣一種分化現象。

從共性的角度看，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新型活動特別是豐富多彩的網際網路相關活動，會對Z世代的社會交往、日常生活乃至經濟生產構成重要影響，會成為他們獲取影響力、存在感和認同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傳統空間中順利“上位”的“Z世代”畢竟只能是“精英中的精英”或精英的後代，更多“Z世代”在左衝右突尋求突破的過程中，還得從網際網路之類的新型空間中尋求社會認同。

從特色的角度看，如前文所述，相對於歐美國家，我國“摩天大樓”型人口年齡結構的到來，要更迅猛一些。受“一孩”政策的影響，我國的Z世代多是獨生子女，是“421”家庭結構中的“1”，他們受到家庭中長輩的關注度更高，承受的壓力也相對更多。當傳統的經濟和政治機會被大量的先輩佔據，而國內經濟還可能面臨較長期的下行壓力時，中國“Z世代”在現實生活中凸顯自身價值之機會傾向於迅速收縮，壓力也就相應會驟然加大。

從特色的角度看，網際網路特別是大量終端裝置的快速智慧化，給中國“Z世代”身心最為直接的影響是當下滿足的直接化和即刻化。中國的“421”家庭結構，非常明顯地會加劇這種影響和傾向性，使得中國“Z世代”的“結果”導向訴求會相對更為強烈。這會淹沒他們延遲滿足之心，對挫折的容忍度和耐受力也會降低。這意味著，未來中國“Z世代”儘管仍會冒出一定數量有極強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和開放性的社會精英，卻也會產生不少故步自封於網路舒適區進而容易情緒化的青年人。

從特色的角度看，儘管“正能量”“創新突破”無疑仍是中國“Z世代”的主流，“內卷”與“躺平”如今成為網路流行詞卻也從側面映射出“Z世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對下一代的教育都是強調規範，強調與老一輩和平輩的步調一致或協調。這樣的教育模式其實是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為“金字塔”型的社會長期演化而來的。它作為一種適應性安排表現為：這樣培養出來的年輕人可以更容易、更便捷地填補老一代因較高“死亡率”而空出來的傳統位置。但是，如今，這樣的教育模式很可能並不太適用於人口年齡結構為“摩天大樓”型的社會。因為年老的世代“生命之樹常青”，能夠空出來的空間有限。如此一來，中國“Z世代”恐怕要更多地另闢蹊徑，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也許正是因為意識到了同世代的人們正在為非常有限的傳統機會投入過多的資源，“內卷”一詞才會迅速流行開來。同樣，也許正是因為體驗到哪怕再努力，也註定會有一批Z世代男女會面臨婚戀、工作及生活上的困境和抉擇難題，所以“躺平”一詞才會獲得如此廣泛的共鳴。

對於部分Z世代青年的“躺平”現象，社會也許應以更寬厚、更寬泛和更寬容的反思性態度來看待之、引導之。首先，設身處地從如何對待Z世代角度去思考，作為Z世代的父輩或祖輩，我們是否在簡單地將自身接受乃至內化的生活模式、交往模式、成功模式等有失寬厚地強加給他們？而事實上這些模式也許正會束縛他們的思維、阻止他們創新性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此外，“躺平”是否可以更寬泛地理解為他們正在積蓄力量，為創造性地實現社會深層邏輯的變革預發聲音？我們該如何建設性地助其一臂之力？有哪些經驗或原則是我們能與之分享的？最後，或許確實發現還是有年輕人選擇“頹廢”，也該寬容地想想，他們肯定有不容觸碰的底線，有仍在嚮往的風景。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