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曾別號“臭城”，這種“黑色不明物”差點兒把德國代表燻暈

我家的西邊原來是一片很大的苗圃，一到夏天，各種樹木的枝葉都紛紛從圍牆裡探出頭來，以至於沿著牆根竟形成一道綠蔭。

作者：呼延雲

1901年老北京積水成河的街道

最近那裡每天車聲隆隆，一看牆上掛著的公示牌，詳細寫明要開闢成一座公園，對舊有的樹木以保護性為主，兼以移植更多的花草，還附上了落成後的平面圖……看到這些，心裡很是高興，一來說明咱們市政府的任何規劃和舉措都越來越公開透明，二來周邊環境肯定會越來越好——近幾年，北京在環境上的改觀真的是太大了：藍天碧水，已非罕見，鳥語花香，亦成尋常，也許在這個時候，回顧一下百年前老北京，會別有一種滋味在心頭，那時在很多中外學者的眼中，這座偉大而古老的城市乃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問題之城”。

落後的垃圾處理方式

1886年3月17日晚6點，“在華建造鐵路的金融和工業大財團”訪華代表、德國人恩斯諾乘坐的騾車終於駛進了北京城的城門。除了高達40到50英尺的高大城牆、城門上聳立的九層瞭望塔和“威嚴地俯視著我們”的大炮之外，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有那股“鼻子無法容忍的惡臭”。

在恩斯諾看來，北京的城市規劃是很有規律的，所有的主街一律南北或東西向延伸，其寬度可達200英尺，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城市比，算得上是氣勢恢宏。但這樣好的城市，卻缺乏管理，“大街上積了近英尺厚的黑色塵土和汙垢”。這麼厚的塵土和汙垢是怎麼來的呢？由於地溝缺乏疏通的緣故，當時在處理糞便、垃圾和生活廢水方面有一個“既實用又方便的處理辦法”，那就是將所有的穢物先彙總到各家各戶為此準備的容器和坑裡，每天在一定的時間用大桶收走，和其他汙水一起，由職員用手動龍頭或大鏟子，撒到大街上，這種“純天然黑色高汙染”的垃圾處理方式帶來的效果，是有一次恩斯諾“必須騎馬透過這樣噴灑過的大街”時，被燻得差點從馬上摔下來。

這樣做也有短暫的效果，“高溫、泥土和狗很快會將糞便化盡，灰塵因潮溼也會略減一些”。但一旦下雨，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街上會形成無數的水窪，厚厚的泥沼經常覆蓋了大街上很長很寬的面積，因而幾周都無法通行。“下了幾天雨後，抬轎子的人會陷在齊膝深的街頭泥沼裡，坐轎人也需要下轎，趟過黑色的液體和深深的泥沼，我發現除了那個廉價的噴灑方法之外，還有上千的苦力在大街上大便，於是更能夠理解何以會有那讓人難以忍受的惡臭了。”恩斯諾如是說。

同樣對老北京之臭留下惡感的還有著名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他在《燕山楚水》一書中說：“有的人家中不設溷圊（廁所），大街和衚衕的角隅和衚衕的矮牆根，蓋為糞便的堆積場，故行於北京的街道上，空中總是瀰漫著糞便的臭氣，有一種北京城全城皆為一大溷圊的感覺。”這裡，內藤湖南未免言過其實，因為老北京不要說富家大戶都設有廁所，即便是大雜院裡一般也是有女茅房的，而男人的方便確實比較“隨意”。

應該說恩斯諾描述的“臭城”景象，恰好說明了導致老北京惡臭的根本原因：掏溝不及時，糞便灑一地和垃圾亂處理，而在著名北京文化學者方彪先生看來：“京城奇臭，當首推掏溝。”

清代“官溝”質量不佳

古代北京的汙水處理系統，底子是元代打下的，現在西四新華書店旁邊，還有元代南北主幹大街的排水渠遺址。

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後，又進行過改造，修建了名為“大明溝”的下水總渠。考古學家曾經發現過大明溝的遺址，這條地下排水道溝壁砌巨磚，上面鋪有桐油浸透的柏木方子，地面以一座座磚砌的滲井相通。居民把生活廢水倒入滲水井之後，廢水慢慢滲入暗溝，再由暗溝流進水關和河道里。這套汙水處理系統一用就是幾百年，暗溝中淤積了大量雜物，但由於暗溝長，又深埋地下的緣故，掏挖十分不便，加上之後的那些年裡，京城一會兒被瓦剌軍圍了，一會兒又鬧奪門之變，就沒個穩當時候，也沒人顧得上民生，就這麼一天天拖了下來。

直到成化年間，明憲宗朱見深批准了相關的奏摺：“京城水關去處，每座蓋火鋪一，設立通水器具……迂雨過，即令打撈疏通，其各廠大小溝渠、水塘、河槽，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馬通行疏通。”從此京城每年一過春分，許許多多就“掏夫”刨土掀溝蓋，淘挖深井中的淤泥，疏通地下暗溝。

清朝建立後，因為迷信風水的原因，將大明溝廢棄不用，另行開闢了幾條官溝，這些官溝的質量整體不如大明溝，導致排汙問題越來越嚴峻。《清會典》上記載：“順治元年定令街道廳管理京城內外溝渠，以疏浚濱，若旗民淤塞溝道，送刑部治罪。”可以看出其時已覺溝制之不良。瞿兌之《故都聞見錄》有記：“康熙初年，曾大刨溝一次，內城照官工例，外城則令居民自行刨挖。”

之後，清廷設立了值年河道溝渠處，在每年二月河水解凍後，掏空官溝一次，以便水流通暢。通常的做法是將汙泥挖出，並在溝旁挖一泥池儲存，待泥幹後仍填於溝內，是故名曰“晾溝”，也有借一“晾”字暗諷故意拖延工期之意。方彪先生在《九門紅塵》一書中說：“管理大臣們為了多報工程費用，把工期拖得越長越好，規模擺得越大越好，可是北京市民卻飽受其害了。官溝開啟之後，汙味襲人心肺，使得體弱者‘感邪中疫、‘老病尤甚’’。”若遇狹窄街道，車馬擁塞，翻掘汙泥，堆積地面，小之則汙損衣物，甚則觸穢致病，史書記載，來往的路人“多佩大黃、蒼朮以避之”。清末著名學者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對晾溝惡政大加抨擊，稱之為“京中一害”、“奇臭難聞”、“聞之使人慾嘔”……有一首竹枝詞亦描述道：“汙泥流到下窪頭，積穢初通氣上浮，逐臭當須掩鼻過，尋常三月便開溝。”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期，曾經將挖出的汙泥運至南下窪地，這樣做不僅避免了臭氣瀰漫，而且有極佳的防疫效果。因此，北京從1904年開始也採用了這種辦法。但這時另一問題又出現了，《清末北京志資料》記：明清兩代的下水溝歷經數百年，“已毀不復用，石蓋露出地表或已毀壞溝壅塞水滯流，終於形同北京無下水溝”。汙水排不出去，淤塞坍塌的溝渠反而成了臭氣之源，比這更糟糕的，由於北京地下的溝渠直通護城河，結果牽累到護城河。

人民政府徹底整治環境問題

導致老北京奇臭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生活垃圾處理上的失當。舊京有一景象，乃是迄今任何影視作品中都從無演繹的，那就是“垃圾山”。老北京人冬天燒煤之後，常把爐灰隨意丟棄在衚衕偏僻處，久而久之，附近生活的人們也就將其他生活廢品堆積於此，漸漸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垃圾山，李家瑞編撰的《北京風俗類徵》上有記：“人家掃除之物，悉清於門外，灶燼爐灰，瓷碎瓦屑，堆積如山，街道高於屋者至有丈餘。”夏天的時候“群蠅爭腐、環山皆滿”，是非常可怖的景象。明清兩朝曾有一定製，凡運進城裡一車煤，必須運出城外一車垃圾，城門口都有嚴格的登記制度，但清末這項制度名存實亡，所以城區的垃圾山越堆越高。最離譜的是，城區實在扔不下了，有人就開始往水面上扔，“以致河身淤日高，不獨該河本身宣洩不暢，積水易於腐臭，玉帶河亦受它影響”。還有鬧得中外聞名的，即北海公園的“海”上也曾出現了好幾個垃圾島。

直到1905年，北京才開始推行每天由土車上門收垃圾，1928年北平特別市衛生局成立後，在重要的街巷設定垃圾桶，並豎牌指定傾倒穢土的地點。

大約同一時期，市政機構所屬的清道夫開始負責馬路和大街的清掃。這些清道夫大多來自貧民，工作強度大（秋冬季每天工作9小時，春夏季每天工作11小時），薪水又低，所以工作積極性很差，這就導致北京城衛生環境問題難有太大改善。

比如用土車收了垃圾，運到垃圾站未免路遠吃力，所以就往附近河溝裡一傾了事；比如垃圾桶滿了以後，拉著垃圾桶邊走邊灑，“於是乎蔥皮、蒜葉、雞蛋殼、菠菜頭、爐灰、爛果核等東西，佈滿道上，真是五光十色，‘香’聞十里，從此一過，美味入人心脾，雖三日不可食也”；再比如北京城乾燥多塵土，灑水很重要，“若街道灑水勻停，灰塵不起，則可減少病菌之傳播，及灰塵之飛揚，庶幾呼吸之間，得有清潔空氣”，但清道夫們灑街所用之水，根本不問清潔與否，只要“水過地皮溼”，就算完成任務，所以夏天大雨後，清道夫們會將馬路上積存的泥湯，再潑到街心上去，或者直接從旁邊的臭水溝裡舀了髒水往街道上潑，這和恩斯諾當年所見景象，真有異曲同工之處。

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北京城的“臭味兒”一直存在，只有時重時輕的區別，這也正是1949年以後，人民政府迅速治理以龍鬚溝為代表的臭水溝、疏浚和重修城市排水系統、規範和興建城市垃圾處理體系的原因。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當時的北京市民對此歡欣到何等地步。當時市領導彭真曾說：對北京的公共衛生，歷史上的統治者是用一塊手絹把口鼻一捂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人民政府則是要透過普遍改善人民的衛生環境來解決問題。現在想來，這話是如此質樸無華，卻又如此令人感動。

原標題：老北京的街頭 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流程編輯：TF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