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避效應對垃圾集中分類點居民投放意願的影響機制研究

“美麗中國行”暑期社會實踐——鄰避效應對垃圾集中分類點居民投放意願的影響機制研究

一、實踐背景

在世界範圍內，“垃圾圍城”現象日益嚴重，這嚴重破壞了城市的形象，並威脅居民身心健康。對中國而言，過去垃圾處理上普遍採用的“混合收集，集中運輸，集中處理”的策略，即俗稱的三段式管理，已無法有效應對未來日益增加的垃圾產生量。因此，垃圾的源頭分類逐漸引起社會關注。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就已經提出了“撤桶並點、垃圾分類”的口號，並出臺多項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垃圾治理政策法規，但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

二、調研進展

透過此次暑期社會實踐活動，我們圍繞垃圾集中分類點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最終達到了如下的效果：

（1）充分了解垃圾集中分類居民投放意願等的有關概況，運用小組討論以及合作的方式，透過前期對文獻的閱讀，提出合理假設，構建投放意願的影響機制模型。

（2）為保證此次活動的嚴謹性，團隊計劃採用問卷調查的形式。在南京市線下發放問卷，發放問卷數量大約為500-600份，考慮到部分居民對垃圾集中分類點的概念不清，儘量採取一對一發放問卷，以保證問卷回收率與有效度。

（3）透過問卷調查，掌握目前垃圾集中分類點運營現狀和居民垃圾集中分類點投放意願的影響因素，之後根據問卷結果進行資料分析，為確保這次實踐活動的嚴謹性，科學合理探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本次實踐研究擬採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結構方程模型是一種客觀的數學模型，它將複雜路徑模型與潛在因素相結合。它可以在包含隱變數、自變數、變數誤差和多個因變數的複雜條件下建立模型。並且在可持續基礎設施、廢物分離等諸多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團隊計劃首先從鄰避角度拓展計劃行為理論構建假設模型並以此為基礎設計問卷，在南京市線下發放問卷，再篩選回收的問卷匯入SPSS中進行信度效度分析，驗證回收問卷與實際情況是否相符。最後，信效度合格的基礎上，團隊將深入分析鄰避效應對居民垃圾集中分類點投放意願的影響機制及探究其深層次原因。

（4）我們的力量畢竟有限，因此將調研具體情況與分析問卷資料得到的建議反饋給當地有關部門和有關企業，並儘自己可能運用媒體傳播的方式，讓更多人瞭解垃圾集中分類點運營的現狀，從而產生更大的影響，促進垃圾集中分類點的可持續發展。

三、小組介紹

本次暑期社會實踐的小組成員均來自南京林業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小組成員對垃圾集中分類點都有著較好的理解，先後進行了前期的文獻研究、調研，後期資料處理和分析等，最終得到了居民垃圾集中分類點投放意願影響因素的結果與結論。

四、調研

過程

4

.1

問卷設計

與形成

透過參考Kim T、Yazdanpanah M等人的研究中開發出的成熟量表，本研究針對垃圾投放意願的6個變數設計出相關問題。為了進一步保證問卷的質量，本研究組織了多名管理學專家對問卷進行了評審。基於上述結果，對不清楚和有問題的問項進行了修正。

4

.2資料收集

正式的問卷調查於2022年8月進行。問卷採用線下一對一的形式發放，以保證每一位被調研者都對問卷充分理解。本次調研共有613名參與者，最終保留有效份數為550份，有效率為89。7%。

4

.3

資料分析

4

.3.1

模型的

信度分析

研究領域通常採用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來檢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認為實證研究的Cronbach’s α係數至少需要大於0。7。採用SPSS對調研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中的各變數及整體的Cronbach‘s α均大於0。7，故該收集的資料具有良好的信度。KMO值為0。952，Bartlett球形度檢驗顯著性小於0。001，表明該量表資料非常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4.3.2模型的效度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於進行探索性因子的分析需要保證問卷各變數之間具有較高相關性，因此本研究將進行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Bartlett test of sphercity）和KMO樣本測試，作為判斷該樣本是否適合進行探索性因子檢驗的依據。而結果如表所示，KMO值為0。962，Bartlett球形度檢驗顯著性小於0。001，表明各變數間具有良好的相關性，非常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在滿足KMO和Bartlett 檢驗結果顯著的基礎上，本研究採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來初步檢驗量表的結構效度。表中的分類結果與之前的影響因素識別結果完全對應，提取出的公因子累計解釋總方差的比例達高達86。573%，綜上初步表明調查量表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五、調研

結果

態度（β=0。297，p<0。001）和感知行為控制（β=0。219，p<0。001）會影響人們使用垃圾集中分類點進行分類的意願，支援假設H1和H3。而主觀規範對居民在垃圾分類點的分類意願影響不顯著，即假設H2未透過。信任會對人們使用垃圾集中分類點進行分類的態度（β=0。721，p<0。001）及意願（β=0。465，p<0。001）呈正相關，假設H6與H7成立。與感知風險相關的假設H4與H5得到支撐，但感知風險對於態度、分類意願的影響不強烈。

本次實踐的創新之處在於基於傳統的TPB模型進行拓展，應用於居民使用垃圾集中分類點的分類意願研究，為研究垃圾分類意願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居民的垃圾分類行為意願是由態度、主觀規範、感知行為控制、信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研究透過搭建不同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加強了模型對於居民垃圾分類意願的解釋能力。研究結果如下：信任、態度、感知行為控制對居民使用垃圾分類點的分類意願的影響係數分別為0。465、0。297、0。219，表明這三個因素對居民垃圾分類意願起著正向影響，影響力從高到低逐漸降低。所以，假設1、假設2、假設6得到支援。其中，信任對於居民的垃圾分類意願影響最大。由於垃圾集中分類點之類市政專案大多是由政府出資建設的。居民越是信任政府，就越相信政府會嚴格管理垃圾集中分類點，越支援政府大力推行的垃圾分類政策，則其垃圾分類的意願度也會相對較高。

然而，假設H4與H5透過檢驗卻影響不強烈。感知風險一般對居民垃圾分類的態度與意願產生負向作用，因為居民感知到的風險越高，使用者越不願意使用垃圾集中分類點，更不願意進行分類。但是本研究的結果是感知風險與居民垃圾分類的態度與意願的關係不強烈，對於存在的差異有兩種解釋：1）依據漆正麗的研究，感知風險到達一定水平之後對於風險及態度的影響有限。2）根據Yang Liu及C Ming的研究結論表明，感知風險與媒體曝光度和熟悉度相關，對於越是媒體藏避，越是不熟悉的事物，人的感知風險越高。而2020年，中國兩會上提出的“建議垃圾分類標準全國統一”一度成為百度、微博的熱搜關鍵詞。人民日報、新華網也數次轉載垃圾分類相關文章。所以不存在媒體曝光度欠缺的現象。且本文的調研物件年齡集中於18-35歲，對於垃圾集中分類有著良好的學習認知能力，所以居民對於垃圾集中分類點的感知風險普遍偏低。所以可以推斷目前的垃圾分類的風險已經降低到居民的預期水平或者可以接受的程度，這也是為什麼感知風險未對態度和意願產生作用的原因。

南京林業大學 研究生暑期社會實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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