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金理：滬寧雙城互動，開啟青年與文學的無限可能

無論是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還是1990年代的新生代，上海和南京總在文學上聯絡緊密。在今天，它們一個有思南讀書會和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一個入選“世界文學之都”，還共同聚集了中國當下最活躍的一股青年批評家力量。

從2017年開始，兩位批評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決定在上海和南京兩地輪流舉辦一年一度“雙城文學工作坊”，邀請海內外作家、詩人、藝術家、翻譯家、出版人和上海、南京的青年批評家每年就一個話題展開對話，關注當下青年寫作生態，呈現青年寫作新特質。

三年了，從“青年寫作和文學的冒犯”到“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再到“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雙城文學工作坊在一次次充滿交鋒與跨界的“文學探險”中成為了兩地青年批評家的一種常態。

《文學雙城記：青年道路》書影

今年九月，記錄前三屆工作坊文學對談內容的《文學雙城記：青年道路》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還選錄了張怡微、王佔黑、王蘇辛、大頭馬、三三、黎么等十三位青年作家的中短篇作品，為人們一探中國當下青年作家的寫作狀態提供了一份珍貴的“在場”資料。

9月30日，在第四屆雙城文學工作坊即將舉辦之際，金理就前三屆工作坊的回顧與反思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金理

【對話】

澎湃新聞：

“雙城文學交流工作坊”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學批評家為主體，主要關注的是當下青年的寫作生態。在你的觀察裡，大家對於“青年寫作”及其生態的理解存在哪些差異？

金理：

從“五四”新文化傳統對於“青年”的定義來看，不只是一個側重自然生理屬性的年齡概念，而更指向側重社會文化屬性的一類精神、氣質。循此推論，正當妙齡的年輕作家也有可能提供的是暮氣沉沉的作品。

我們的工作坊強調青年寫作的新銳與先鋒氣質，這首先是共識。有些差異的可能是評論態度，幾屆工作坊的發言中都有師友提到了當代文學評價中的“媚少”現象，年輕人的作品並不因為年齡而先天佔有優勢或享受“治外法權”。這樣的高標準、嚴要求我也同意。

不過就我個人而言，對於青年寫作的評價，在作品完整性之上更看重可能性，在一絲隱現的可能性中去預測其未來的豐富，“計劃更好的途程”。陳世驤先生的這段話，最能表達我心目中批評與創作的理想關係，尤其是在面對青年寫作時：“他（評論者——引者注）真是同感地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內，深愛著作者的主題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個理想的伴侶，為他計劃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豐足完美地達到目的。”

何平

澎湃新聞：

論及工作坊舉辦初衷，另一位發起人何平曾說：“我們堅定選擇和那些在商業市場與傳統機制的雙重擠壓間艱難嘗試文學探索的創作者站在一起。”

因而我特別關注參與工作坊的作家都有誰：第一屆有陳志煒、大頭馬、三三、黎么、宋阿曼、王昊然、王蘇辛、周愷、馬驥文，第二屆有陳楸帆、陳思安、笛安、焦窈瑤、李檣、唐睿、糖匪、王莫之、王佔黑、張怡微、周嘉寧、朱婧，第三屆有小白、黃昱寧、周嘉寧、朱婧、默音等。

我好奇的是，工作坊如何識別出“那些在商業市場與傳統機制的雙重擠壓間艱難嘗試文學探索的創作者”？你前面說到，在作品完整性之上更看重可能性，那麼“可能性”在判斷與選擇上有標準麼？這些標準是否意味著我們傳統的文學發表和出版機制存在問題？

金理：

首先，我舉個例子來說明，比如王佔黑，現在可以說是“名滿天下”。對於佔黑而言，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是個重要推手。此前她第一部作品出版還必須依託經費資助，投稿到純文學刊物遭遇退稿。然而獲獎之前，佔黑在豆瓣上早已風生水起。可見我們主流的當代文學評價機制其實還是滯後的。有人批評佔黑的寫法老氣橫秋，我不這麼認為，從其作品關注的人群（老舊社群）、主體狀態（在文學內外充斥佛系青年、失敗青年之時，佔黑作品背後是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主體）、對於城市生活的嶄新設想（以定海橋共治計劃為核心）來看，完全合乎我們工作坊提倡的先鋒氣質。

其次，所謂“在商業市場與傳統機制的雙重擠壓間艱難嘗試文學探索”並不是一種空洞的悲壯姿態。傳統機制有缺陷，我們就應該介入其中，“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近年來《收穫》“青年作家小說專輯”、《花城》“關注”欄目、《中華文學選刊》、《思南文學選刊》等都作出了積極有效的嘗試，我們工作坊也當加入其中。同樣，在今天這樣的時代裡，以一種清高姿態去拒絕市場也是無法設想的。如果回到文學史中，文學青年們經營、呼叫現代出版市場的經驗，比如巴金、趙家璧、施蟄存等等，足以讓今人汗顏。隨著時代發展、科技進步，我們可供取用的陣地理當更新穎、多元，不用去期待未來的黃金時代到來，每一代人都是在限制中一點一滴嘗試突破的。

所以，在我個人看來，作為文學的擔當者和實踐者，置身今日文學與時代的變局，那種壓制/排斥vs悲壯/堅守的姿態是無效的，更當勇於入室操戈、借水行舟。

澎湃新聞：

三屆工作坊的參與者中亦有文學雜誌編輯和出版人。你認為工作坊為當下青年文學，尤其是邊緣創作者的作品發表和出版帶來了哪些實質的影響？

金理：

影響不會那麼直接和實質。所謂的“邊緣”，如果換一個角度可能就會發現，這位創作者在另一個舞臺上早就是熱點關注。我們的工作坊，可能就是要打破這種中心-邊緣的、固化的認知結構。所以說到影響和變化，首先指向我這樣的文學研究者，需要反身自省：文學的版圖，早就不是傳統文學機制所認定的那幾塊；在對當下文學做任何整體性的判斷之前，我們先要看到更多、聽到更多。

澎湃新聞：

工作坊已辦三屆，主題分別是“青年寫作和文學的冒犯”、“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第四屆工作坊“非虛構中國和中國非虛構”也將於今年十月舉辦。雖然每屆主題都不同，但是否會有一些話題在不經意間總被大家提及、討論？

金理：

青年寫作的先鋒性質；文學與城市生活、文化實踐的聯動；以世界文學作借鏡，從出版、閱讀、創作、文學生態等角度，對照當下中國的青年寫作；非虛構寫作的活力與限度——就我個人的看法，隱伏在上述四屆工作坊主題背後的、根本性的議題是，在今天如何重新開啟我們對於“文學”的理解。

澎湃新聞：

在你印象中，哪些話題爭議最大？

金理：

工作坊的主題與青年有關，參與者基本都是年輕人，我們也倡導“搶話筒”的風格，所以幾乎每一屆進行的過程中都有商討甚至爭議。

舉個我本人印象較深的例子，有位在高校工作的與會者，發言中提到，他經常在課堂上問學生這樣一個問題——大家中午在食堂吃飯，會有阿姨給我們打飯，那麼當食堂關門，當你們開始上文學課的時候，這個阿姨去哪裡了，她住在哪裡，一個月收入多少？沒有人知道。甚至有的學生覺得特別不耐煩。

這位發言者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的作家只知道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卻不知道這個世界上真實的他人是怎麼生活的，就無法理解什麼是‘文學’”。但接下來馬上有另一位發言者反駁：“他人”的生活為什麼首先會被“食堂阿姨”所代表？這種“代表”裡是不是有一種姿態和符號？文學關心的是具體的這個人的生活，而不是符號背後代表的生活。與其去觀察食堂阿姨的生活，不如從下面這個問題開始：你知道父母在你離開家之後，他們每天在做一些什麼。“作為文學是從自己做起，從身邊人觀察做起”。——這場交鋒其實也意味著今天的語境中對於“文學”的爭奪。文學的根本到底與什麼相關——對重大問題的關注，抑或推己及人的、誠懇的心？文學的倫理到底如何展開。

首屆工作坊於2017年在復旦大學舉行

澎湃新聞：

工作坊在上海和南京輪流舉辦，首屆就提到這兩個城市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空間的“一體化”，兩個城市的刊物、批評家和作家有著彼此嵌入和支援的共生關係。但換一個角度說，工作坊如何在保有雙城特質的同時又避免“抱團”的傾向？

金理：

為什麼是上海和南京？簡單講就是因人成事。何平老師的文學理念和實踐，一直是我見賢思齊的物件，我們之間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所以最初提到雙城工作坊設想時，一拍即合。當然也需要周圍環境的配合，就我這邊來說，得到了復旦中文系和上海市作協的支援。還有，滬寧兩地活躍著一大批卓有建樹的青年批評家，臺上臺下彼此之間都有很好的交往。這些都是工作坊成立的基礎。

滬寧兩地的青年批評家是我們工作坊的主體，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貌，又能集結為共同體。我近年來提倡的“同代人批評”也就是這種立場：所謂的“同在”、“同代”，並非假設同質、合流、無差別，而是預期在眾數、多元、異質、個體、對等的基礎上展開對話、參與、“不齊而齊”。在開放、商討、容留的基礎上表達共識，比如不斷開啟對於文學的僵化理解，以集體發言的姿態來更為“響亮”地傳遞上述共識。

至於“抱團”傾向，我倒覺得吳亮老師的《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並未過時。如果真有不同的文學團體發表不同的文學主張，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爭奇鬥豔”，其實沒什麼不好。

2018年第二期工作坊“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在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舉行

澎湃新聞：

儘管工作坊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學批評家為主體，但從第一屆到第三屆，參與者呈現出更豐富的面貌（小說家、詩人、編劇、藝術家、策展人、出版人、翻譯家）。我看第四屆工作坊的擬邀名單，還有非虛構寫作平臺“三明治”主理人、《武漢日記2020》製作人、“新史學文庫”策劃人、知名媒體人等更多元的加入，這些參與者也不侷限於上海與南京兩地。我們可以從參與者的組成，看出工作坊的舉辦思路有了哪些變化嗎？

金理：

我們工作坊的開展方式還是有延續性的：參與主體是滬寧兩地的青年批評家，這批人是穩定的成員、“鐵打的營盤”；然後按照不同的主題，邀請跨界、跨學科的嘉賓參與，這些嘉賓不限於滬寧兩地，如同“流水的兵”。

比如即將召開的第四屆主題是非虛構，除了陣容穩定的青年批評家之外，我們會邀請出版人、譯者、記者、新媒體策劃人、策展人等參加，他們的學科背景可能是新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他們的工作方式可能是文字、圖片、影像、田野調查等。工作坊上半場就由這些文學門類之外的與會者，陳述他們關於非虛構的實踐與設想；下半場就由青年批評家展開研討與迴應。在我們的設想中，希望這種“跨界性”能進一步增強。

澎湃新聞：

我記得在2017年的首屆工作坊上，你提過學生們心中“青年文學”的版圖已和你心目中的不大一樣。剛才你也說到，文學研究者其實需要反身自省：文學的版圖是否早就不是傳統文學機制所認定的那幾塊。那麼，在經歷了三屆工作坊後，你的“青年文學”版圖有了哪些變化？

金理：

變化肯定有的，沒有變化的話才讓人喪氣對吧。

舉幾方面的例子：首先，不同的文類或者我們以前關注不夠的文類，不斷加入文學版圖中。比如何平老師主持的《花城》“關注”刊發的遊記、歌詞、非虛構等等。不誇張地說，《花城》這個欄目將會影響到未來的文學史對於我們這個時段的書寫，擴充套件我們對於“文學”的理解，重建文學與現實、與日常閱讀的聯絡。《花城》“關注”去年刊發了五條人的三部作品，當時這個樂隊相對於一般觀眾而言可能還未“出圈”。我想起導師陳思和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提到1980、1990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與文學創作的關係，特意專設一章討論崔健，這一章的創意主要來自張新穎老師的《中國當代文化反抗的流變：從北島到崔健到王朔》，文章寫於1993年。這種對於文化現場的敏感與貼身觀察，如何轉化為經典化與文學史書寫，其實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其次，在傳統文學機制之外，我們關注到了越來越多的平臺，比如我們從豆瓣上結識了王佔黑、大頭馬、陳春成、慕明……像《思南文學選刊》《中華文學選刊》已完全不同於傳統文學刊物，後者往往採取“追認”的姿態，免不了滯後與被動；前者是既敞開心懷地接納，又主動地去整合文學版圖。

再次，出道較早的青年作家的轉型，比如周嘉寧是最讓我吃驚的。坦率地說，嘉寧以前的創作不在我追蹤的範圍內。可是近年來《基本美》《浪的景觀》在我心目中完全已經是界碑性質的作品，我們這代人經歷過一段毛茸茸的歲月，後來不知道被什麼力量修剪得整整齊齊。嘉寧的近作向那段歲月致敬，但又絕不是感傷的懷舊。我一邊讀一邊在心裡嘀咕：怎麼寫得這麼好。總之文學版圖還是得靠人的實踐來漸漸形成，彷彿一列隊伍，有早就出發的奔跑者，依然氣息綿長；有不知哪個方向斜刺裡插入進來的，虎虎生氣……現在還不到蓋棺論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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