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模糊、投訴舉報渠道缺失 建成高校防性騷擾機制還要走多久？

新年伊始，一封實名舉報信在網際網路一石激起千層浪。旅美華裔女學者羅茜茜公開實名舉報，稱連同自己在內，至少有7名受害者曾被其博士生副導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

就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下簡稱“北航”）釋出通報，稱經調查情況屬實，並撤銷陳小武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撤銷其教師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中國教育部隨後表示，撤銷陳小武“長江學者”稱號，停發並追回已發放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獎金，同時責成學校解除與陳小武簽定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然而不到10天，同樣事情也發生在另一所高校，有網友在知乎平臺匿名舉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統計學院原副教授薛原猥褻及長期性騷擾女學生。對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於1月12日下午迴應：學校已成立調查工作組，在保護學生安全隱私的情況下取證。同時也通知爆料中的薛原老師回國，以便進一步核查，後續將及時公佈事件調查結果。

在過去的半個多月裡，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等約70所高校學生公開呼籲母校關注性騷擾，建立反性騷擾機制。在1月16日的教育部新聞釋出會上，新聞發言人續梅也表示，教育部目前也正著手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預防性騷擾長效機制。

有人曾經發出疑問：“中國高校的性騷擾有那麼多嗎？”

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的負責人韋婷婷用一份報告作出了迴應，根據她的調查，目前被揭露的中國高校性騷擾僅是“冰山一角”，囿於種種原因，大多數受害者選擇了沉默。

選擇沉默的大多數

2017年，韋婷婷所在的機構與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聯合釋出了一份《高校性騷擾報告》，根據6500多名受訪者的回饋，69。3%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其中女性遭受性騷擾的比例為75 %，男性為35。3%，

受訪者中，有2000人次以上曾經歷過“有人未經同意故意觸碰身體或隱私部位”和“未經同意講和性有關的玩笑或話題，展示猥褻文字和圖片”，佔受訪總數的三成以上；曾在逼迫下進行性行為的則有211人次，佔總人數之比為3。6%。有高達九成的性騷擾實施者完全為男性，六成為陌生人，半數為同學及校友，學校上級（包括領導、老師和輔導員等） 佔一成。

而根據媒體統計，在過去3年，媒體公開報道過的高校教師性騷擾事件只有13起，包括北京師範大學的某教授對女學生“茶館下藥”事件、廈門大學博士生導師吳春明誘姦女學生事件以及去年12月曝光的南昌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周斌性侵案。

根據《高校性騷擾報告》，在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中，46。6%的人選擇了沉默忍耐。“蒙了沒反應過來”、“不知道如何反抗”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有16%的人“覺得羞恥丟人”。僅有3。9%的受訪者選擇報告學校或者報警。大多學生認為舉報沒有用。

與此同時，報告也顯示，不同程度的性騷擾事件都會給受害者帶來難以癒合的心理創傷。報告顯示，不少性騷擾的受害者在事件發生之後，“覺得羞恥”“認為會對自己學習/生活有不好影響”。在經歷三類性騷擾的人中，有超過三成感覺自尊心受到傷害，超過一成的人在人際關係和學業上受到嚴重影響。在遭遇性強迫的人群中，還出現了長期精神抑鬱和自殺傾向的情況。

湖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曹薇薇長期關注女性權益問題，在她看來，受害者選擇沉默的原因有許多。從宏觀層面來看，是人們普遍缺少性別教育和性教育，不少人以談“性”為恥，在事件發生後，受害者擔心遭遇羞辱而選擇閉口，“在傳統性別觀念裡，明明是受害者，反而要遭受信任和懷疑，甚至被責備批評，認為自己行為失當，或者被認為遭到’玷汙’，這些對受害人而言都是二次傷害”。而從微觀層面來看，“性騷擾”界定的模糊、投訴舉報渠道的缺失、受害者承擔舉證責任、學術上師生權力不平等也都不同程度增加了舉報難度。

模糊的“性騷擾”界定

在遭遇性騷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林茂（化名）都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態：“我不知道算不算性騷擾”。

她是東部一所高校在讀的研二學生，她的導師是一位40多歲的男性，常叫她去家裡指導論文。在一次對談結束後，導師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一手攬住她的肩膀，在她臉上親了一下。

“我腦袋裡都是空白的，不知道怎麼辦，”林茂下意識推開了導師。對方聳聳肩，告訴她，這在國外是常有的禮節，說明“老師很喜歡你”。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林茂都不知道如何界定導師的行為：“我知道有’性騷擾’這個詞，但我很難把我遇到的事情和這個詞聯絡在一起。” 在此之前，林茂對於“性騷擾”的認知更多的是隱私部位被人觸碰，儘管那一天發生的事情令她作嘔，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她並不清楚自己是遭遇了“性騷擾”，還只是“師生的禮節”。

在性騷擾事件發生後，林茂有意識地迴避導師，她反覆地責備自己，是不是做了什麼讓導師誤會的事情。異性的觸碰也讓她覺得難以忍受，“有一次出去唱歌，一位學長坐得離我很近，我當時整個人都僵硬了，晚上回去就哭了很久。”她一直考慮換導師的事情，但又擔心自己給不出“合適的理由。”

在接受採訪的專家們看來，不管是我國法律，還是行業規範，對於“性騷擾”都缺少明確界定，這就導致受害者認知不清，也使得後續舉報、調查、責任認定和懲戒方面都存在困難。

韋婷婷在進行高校性騷擾調查的過程中，明確界定“性騷擾”的型別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但當前大陸這一項正是空白，在參考了國外相關資料後，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性騷擾被分為三類，包括“未經同意用情色/猥褻的眼光注視你”的性別騷擾；不受歡迎的性企圖，強行親吻等；以及性強迫。

但這樣的界定也會被一些人認為“過激”，在一些人看來，其中一些內容“沒什麼大不了。”

“我們的性別教育和性教育出現了問題，”韋婷婷舉例指出，在她的調查中，一些年輕女性往往缺少基礎性教育，也沒有被教育面對不公時如何反抗，而另一面，“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流行可以說明，不少男性接受到的則是可以無視女性的需求和反應，“男女接受的不同教育（性教育和性別教育）奠定了’性騷擾’界定模糊的基調。”

曹薇薇曾在國外留學多年，對於“性騷擾”的模糊界定，她也有所注意到。“我們在大陸聽到了黃色笑話或者黃色段子，很多人都認為不過是’過分的玩笑’，但在國外，那些令當事人感覺到不舒服的眼神、語言、肢體動作都可以被認為是‘性騷擾’。”

曹薇薇指出，目前被揭露出的高校性騷擾事件大多都是比較嚴重的事件，甚至出現猥褻、迷姦、強姦等行為，但那些相對較輕的性騷擾行為更多則被掩蓋了。“但當我們談及建立防性騷擾機制時，最首要的工作就是界定性騷擾行為。”

據介紹，目前中國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和《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兩部法律對性騷擾做出了規定，但並未對性騷擾進行界定，也沒有對定罪量刑做出規定，在韋婷婷看來，“幾乎是一紙空文”。

2014年，教育部頒佈了“紅七條”（《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首次明確禁止老師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髮生不正當關係。但其中也沒有任何具體細則，沒有點出校方的責任，也米有建立從投訴到處理、保護當事人等機制。

曹薇薇看來，目前從法律層面進行界定的難度太大，相反，從行業規範入手或各個高校自行明確則要相對容易一些。

空白的投訴調查機制

儘管性騷擾事件頻發，但目前在大陸，並沒有一所高校設有性騷擾投訴部門或流程。

韋婷婷在調查過程中，曾向全國113所“211”工程高校寄送資訊公開申請，詢問各所高校是否制定了防治校園性騷擾的培訓教育和應對機制。但截至去年3月，16所的高校給出了迴應，無一所高校設有專門處理性騷擾的部門或流程。

段芮（化名）在本科時曾舉報了自己的老師，但每一個環節都是空白，“我完全是自己在奮鬥”。

她曾是這位老師的助教，後來這位老師離職去了上海一所學校。段芮在去上海實習時，這位老師和她取得了聯絡。“在那次事件發生前，他一直表現得溫文儒雅，沒有任何讓人不適的言行。”直到這位老師以“體驗上海澡堂文化”為由，邀請她一起去洗浴中心。

“我給男朋友有講了這件事，我們都沒覺得有什麼問題，我還給他發照片說‘你看上海的洗浴中心是這個樣子’，”直到老師讓她上樓找自己，段芮看到，穿著浴袍的老師站在門口，身後是一張雙人床。嚴厲拒絕老師之後，段芮離開了，此後一天，老師發來了紅包，甚至邀請她吃飯，她都拒絕了。

回到學校之後，段芮聽說另一位學妹曾在辦公室遭遇這位老師的擁吻，兩人決定舉報。

“但我不知道向誰舉報，”父親建議段芮尋找婦聯，但朋友們說婦聯的作用並不大，段芮選擇向那位老師就職的學校舉報。她在那所學校的網站上搜集了所有學校領導的郵箱地址，註冊了新郵箱，把自己和學妹的遭遇進行了陳述。

但她沒有得到校方的任何迴應，在她發出舉報信的當天下午，這位老師再次發來了資訊，告訴她“人無聖賢孰能無過”。在靜候了一週後，沒有校方向她進行求證調查，段芮失望地關閉了郵箱。

根據韋婷婷的調查，選擇舉報的受害者們大多選擇向校方和警方舉報，但逾半數沒有得到滿意回覆，大多都是“息事寧人”。

然而，在缺少投訴調查渠道的情況下，網路成了受害者們發聲的唯一渠道。在此前一些案例中，這一模式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韋婷婷也注意到，網路發聲其實也有諸多弊病。一方面是受害者被裹挾在輿論中，遭受諸多惡意評價，經歷“二次傷害”；而另一方面，被舉報人和家人的隱私也被侵犯，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被舉報人完全沒有自我辯解的機會，只能一遍遍經歷輿論審判和道德審判。

曹薇薇告訴介面新聞，在建立高校防性騷擾制度時，可以參考國立臺灣大學的例子。在其官網中，國立臺灣大學公佈了性騷擾調查處理及申訴流程圖，其中將申訴手續和處理流程一一明確，包括申訴內容、調查的步驟和節點、反饋的時效等等。

據介紹，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少高校在新生入學時就發放防性騷擾的材料，其中會列明可能遭遇的性騷擾型別，包括遇到性騷擾之後的應對辦法，並制定了完整的預防和懲治措施。

懲戒措施需更加嚴厲

林茂曾想過舉報，但對她而言，舉報最大的障礙並非擔心遭遇導師報復，而是自己沒有證據。“事發太突然了，又是很私密的空間，除了自己的表述，我拿不出任何證據指控一個德高望重的老師。”

“舉證太困難”，不管是受害者，還是研究者們都普遍發現了這一問題。曹薇薇表示，如果要進入到司法程式定罪，需要有完整的證據鏈，且證據要強有力。但即使不進入到司法程式，哪怕是在校內舉報或者曝光，受害者們都被要求出示更多確切的證據。

曹薇薇表示，在舉報師長和領導性騷擾時，舉證責任不應該在舉報人，而是應該在被舉報者。

“舉報者和被舉報者之間存在太多權力不平等”，在曹薇薇看來，需要由被舉報者來進行迴應，他（她）為什麼選擇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和地點與被舉報者見面，被舉報者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在國外讀博士時注意到，我的一位男性導師在給我做輔導時，會開啟辦公室的門，這對我是一種保護，他也避免了可能因為構陷會帶來的麻煩。”

在建立防性騷擾制度的同時，需要明確師生日常相處的原則規範，尤其是在我國尚處爭議的“師生戀”這一問題。

據曹薇薇介紹，國外對於師生戀愛有著不同的規定，一些地方師生戀愛是紅線不可觸碰；而在一些地方，需要對師生戀愛關係進行申報，必要時需要遵循利益迴避原則。

對於“師生戀”，目前在國內尚處爭議。教育部頒佈《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也僅明確禁止老師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髮生不正當關係。曹薇薇對此明確提出了反對意見，“這是一段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老師壟斷了太多的學術資源，很有可能以此來操縱學生，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戀愛’。”

當前，對於“性騷擾”的也缺乏明確的懲戒措施。此次北航對陳小武的處置堪稱嚴厲，但也有人提及，此前曾被舉報的不少當事人至今仍留在教育崗位，甚至仍佔據一定的學術資源。

“這就要發揮行業規範的作用，”曹薇薇指出，在國外，如果高校教師發生性騷擾醜聞，會遭受嚴厲的處罰，甚至不能再從事與教育相關職業。“各個高校可以就不同程度性騷擾行為給出不同的處置措施，但行業仍需要對此進行明確，包括不能從事相關職業等規定，確保性騷擾的施害者不會因為離職逃避懲處。”

仍在觀望的高校們

在北航對陳小武事件作出迴應以及處罰措施後，包括韋婷婷和曹薇薇在內的眾多研究者們認為這堪稱“極大的進步”。但她們也清醒地意識到，這距離建成高校防性騷擾制度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現在才走了第一步，就是學校不再掩蓋性騷擾事件，並給出了相應的懲處，”在曹薇薇看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機制還需要很久。

2014年廈大吳春明事件爆發後，國內一些公益組織和專家學者曾聯名致信教育部，建議出臺《高等教育學校性騷擾防治管理辦法》，提出成立專門委員會以應對此類事件，不迴避法律問題，同時建議學校開展反性別暴力教育並建立性騷擾防治機制。

然而，直到去年進行調查時，在回覆韋婷婷調查的16所高校中，僅有電子科技大學進行了專門的女生預防騷擾的宣傳；中南大學在《大學生活安全手冊》中專設“女生專題篇”，其中包括8節內容預防校園的性騷擾和性侵害問題；上海外國語大學設有一門公選課“女性學”，包含學生自我權益教育和女性自我保護內容；北京大學設有課程安全教育與自衛防身；人類的性、生育與健康等。

但關於防性騷擾制度的建立，目前在大陸高校中仍屬空白。

儘管教育部對此做出了表態，但曹薇薇看來，“不少高校仍處於觀望階段，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性騷擾的嚴重性。”